束纫秋

　　抗日救亡《银钱报》

　　我父亲束纫秋到上海后，在当时宁波路89号的亚洲银行当学徒。“孤岛”时期，银行下午四点就关铁门打烊了。这时，他已是银钱业业余联谊会的一名会员，常去设在劝工大楼内的联谊会参加活动。就是在那里，束纫秋结识了《银钱报》创办人之一赵不扬先生。

　　《银钱报》是那时上海市银钱业业余联谊会的会报，于1938年12月25日创刊，是上海金融界的一张主要报纸。我父亲和赵不扬聊得十分投机。赵不扬时常根据报社的需要，约我父亲给《银钱报》写点稿。就这样，他开始给《银钱报》写起了文章，配合“银联”的整体工作，揭露日本侵占中国大片领土、屠杀中国人民百姓的凶残暴行，积极宣传抗日救亡运动。当时，“银联”还发起了慰问难民、救济难胞和义卖等活动。我父亲按照赵不扬的要求，及时进行采访报道，使得“银联”许多会员在爱国抗日思想的感召下，纷纷投入义卖活动。

　　《银钱报》还开展了多种宣传报道活动，开辟了各种专栏，如文艺副刊的《随便谈谈》。我父亲常出现在活动报道的第一现场。他广泛深入采访，回来就及时撰写报道文章，既是活动的参与者，也是活动的见证者和宣传者。为了充分及时写好见闻报道，他还冒险靠近到租界的边沿，直接观察被铁丝网和大铁门分割开来的“那一边”的状况。

　　1939年6月，我父亲在银钱界同志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是地下党，不能公开身份。党组织已了解了他的写作爱好和特长，就把他的组织关系从金融系统调到文委系统。文委系统的任务主要是进行文学创作，并联系团结广大文艺青年，用抗战的、富有正义感的文艺作品，去占领敌伪控制下的文艺阵地。这样，他白天在银行上班，业余时间写作，先后投寄到一些刊物和报纸上去发表。那时，文委还组织了《文艺通讯》讲习班。他就与赵不扬商量，组织银钱系统的作者踊跃参加文委组织的这一活动，并借鉴《上海一日》的成功经验，在《银钱报》上开展《银钱一日》的征文活动。征文后，优秀的文章汇编成《金融线上》一书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