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社会职业这样一个庞大又复杂的体系，因循相应的标准和原则，对其进行划分和归类，于人力资源的科学开发、合理利用和规范管理而言，是颇有助益的。我国首部具有国家标准性质的职业分类大全于1999年“问世”。十几年来，我国社会职业构成和内涵发生了诸多变化。为此，《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以下简称《大典》）的修订工作在2010年被提上日程。近日，历时五年完成的2015版《大典》正式颁布。

　　为人才合理流动提供契机

　　对职业进行分类是世界各国通行的做法。明确不同职业的社会特征、功能技能、操作规范、活动领域、知识内容、考评指导等多项标准，对于提升人力资源管理水平、促进人才合理流动是很有必要的。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院长、劳动力市场研究中心主任赖德胜告诉记者，如今，在现代化和市场经济的合力“作用”下，我国社会分工愈加细化。把具有相似性质的工作予以归并，确立相应的职业标准，一是加强了对员工招聘、管理、培训的针对性；二是便于结合实际工作需求，对人员配置进行调整和改善。

　　依照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姚裕群之见，职业分类为人才合理流动提供了契机。“对于用人单位来说，把庞大复杂、品种繁多的‘职业’区分开来，可以比较准确地选拔人员，有效降低搜寻人才的成本；对于就业者而言，了解任职岗位的工作职责、知识技能、发展前景等信息，考量其与个人职业理想和兴趣是否‘匹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就职或跳槽的盲目性。”

　　“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世界各国联系不断增强，彼此的互动融合，使得国际间的人才流动渐成趋势。我国《大典》的编制以及修订，均比照国际标准，借鉴国际职业分类先进经验，也是基于国际劳务合作的考虑。”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冯桂林如此表示。

　　职业分类标准也需与时俱进

　　实际上，不论是对职业进行分类，还是定期对其进行更新，职业分类标准都是关键所在。面对日益细化和繁杂的社会职业，如何才能确保我国职业分类标准尽可能客观、科学？

　　姚裕群表示，“同一性”是职业分类的最基本原则，即某一类别的职业内部，其工作内容、工作环境、工作责任、知识技能、心理特征、人际关系等都是相同或者比较相似的。这一原则也是职业教育、职业培训、鉴定考核、技能竞赛得以开展的首要前提。

　　“再者，职业分类是基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技术状态以及社会文化状况，对人的劳动状况做出划分。各个国家的经济社会条件不同，又有着各自的管理需要，因此职业分类标准不仅与国情相关，且会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变化。”姚裕群补充说。

　　诚如学者所言，新版《大典》结合我国实际，首次尝试标示了127个社会认知度较高、具有“环保、低碳、循环”特征的绿色职业。

　　若要让职业分类标准既秉承基本原则又兼顾社会和时代发展需求，建立调研制度、跟踪职业领域的新动向是一条可靠途径。“近些年来，除了相关国家机构和政府部门之外，越来越多的力量加入到调研或跟踪的行列之中。诸如一些省、市社科院等科研机构，会比较留意哪些新职业对国民经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再者，高等院校、职业技术院校、职业培训机构等一线教职人员，也非常关注与其所授课程相关职业的新变化。”冯桂林解释说。

　　激发创业精神和创新基因

　　新修订的《大典》最引人注目的变化，就是职业的“此消彼长”。特别是快递员、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员等新增职业，成为社会热议焦点。受访学者发现，新职业入典之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而言，亦具有重要意义。

　　姚裕群认为，新职业是有生命力的职业，它们向民众传递了一种积极信号，具有“供给创造需求”的积极作用，对于创业精神和创新基因的激发不无裨益。

　　在赖德胜看来，此举能够给新职业的招聘、考核以及资质认定以更好的规范，有助于巩固创新、创业成果。

　　对此，冯桂林提出，“身处社会分工愈加细化的时代，创业也好，创新也罢，光燃烧激情是不够的，还需要理性探索。把握职业发展前沿动态，了解新出现的职业技能群体，汇集期待创业或创新领域的相关职业信息，才能充分调动可以利用的资源，继而在相互协作中将曾经的‘奇思妙想’变为现实。就这一层面而言，致力于摸清我国当前社会职业构成‘家底’的《大典》，是很有参考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