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中，散文的发展有以下几个特点：散文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打破了白话不能做美文的迷信”（胡适语）；作为现代文学的白话散文，相较于其他文类，与古典文学有着更深的渊源；散文逐渐从“文章”这一广义的概念中剥离，在现代文学初期即确立了其“文学散文”的独立地位，成为与小说、诗歌和戏曲并驾齐驱的文类概念。

　　值得注意的是，现代散文的成功和古典文学有着紧密的联系，这种联系不仅是由于周作人在倡导新文学的一系列举措中一再高举晚明文学的大旗，从而论证了新文学的合法性和必然性，使得晚明遗韵在现代文学的独特语境中复活。更深层的原因还在于这种创作契合了我们民族特有的审美心理以及审美趣味，遵循了艺术发展的规律。现代散文之所以在初期就取得巨大成就，与它从古典文学中获得了更多的内在动力密不可分，这种优势是小说、诗歌和戏曲都无法比拟的。但是之后它却逐渐走向了唯美——颓废化的偏至道路（解志熙《美文的兴起与偏至——从纯文学化到唯美化》），呈现出一种“繁复”的美学风格，使得散文走向形式化，走向衰微。

　　以朱自清的《荷塘月色》为例，最著名的写景片段使用了曲曲折折、田田、亭亭、袅娜、羞涩、渺茫、脉脉等一系列形容词，精工于描写，并且大量使用比喻、拟人、通感等修辞手法。虽说描写细致生动，但是更让人感觉到美文之“美”在于美丽辞藻的堆砌。所以，只能在现代文学初期的白话文写作试验中具有典范意义和指导作用，此种美文的模仿和追随者却很快遇到了瓶颈。

　　同样，还有何其芳的《画梦录》给我们的警醒。这位自觉的艺术家坦言自己“对于人生我动心的不过是它的表现”（《画梦录》序言），但是这种形式却呈现出过度唯美化的倾向。它的美同样是堆砌色彩的美、画面的美、意象的美、意境的美而造就的。作者执着于美的追求，反而使得真正的美感无迹可寻。对此现象，当时的评论家李健吾看得非常透彻——“着眼于字句是艺术家的初步功夫，然而临到字句可以单纯剔出，成为一个抽象的绝句，便只属于思维者的苦诣，失却艺术所需的更高的谐和”，“凡事必须有个适可而止”， “精致到了浓得化不开，到了颜色抹得分不清颜色，这不复是精致，而是偏斜。精致是一种功夫，也是一种爱好；然而艺术，大公无私，却更钟情分寸。无论精致粗糙，艺术要的只是正好。”（《咀华集》之《画梦录》）这些品鉴直指文学艺术的本质，而“谐和”、“适可而止”、“分寸”等更关乎中国美学精神的根本。

　　近观当下的散文创作，文化大散文的兴衰更能说明问题。散文本是最见真性情的文字，而文化大散文却也逐渐走向了文化的“偏至”，很难看到作家“真我”的存在。“写作者的心灵和精神触角无法到达的地方，往往请求历史史料的援助，以致那些本应是背景的史料，因着作者的转述，反而成了文章的主体，留给个人的想像空间就显得非常狭窄。”（谢有顺《重申散文的写作伦理》）一方面这是由于作者的历史嗅觉不够灵敏，缺乏才气和识见；一方面是没有把握散文创作的要义，结果本应是“创作”出来的散文反而成了史料的简单堆砌和转述。这种对于历史文化的机械把握，正如艺术家对于美的追求一样，呈现出“繁复”的风格，真正的历史感依旧无迹可寻。

　　我们必须对更深层次的古典美学精神加以重视。繁复的美，过度矫饰就违背了中国美学“和”的精神。无论是儒家的中庸思想，还是道家崇尚的自然之和，都是奠定这种美学精神的文化根基和哲学依据，并由此衍生出和谐、清雅、平淡、含蓄、谨饬的美学追求。到了文学自觉以及文论空前发达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和”又被赋予了教化色彩之外的艺术辩证法的特质，并用于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出现了批判其斟酌古今、允执其中的观点，以及“文质并茂，兼善众美”的主张（刘孝绰《昭明太子集序》）。刘勰的《文心雕龙》的理论基石亦是“中和”，即对于新旧古今之争采取折中态度，主张情采并重、辞理互扶、衔华而佩实。有唐一代也基本继承了刘勰情采合一、文质彬彬的观点。到了宋代，“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美学风格、幽淡和谐的社会审美理想备受推崇。虽然晚清以及近代因为个性解放的社会对此美学思想有过批判，但是因其建立在传统的思维方式和人生哲学之上，所以仍具有稳定性。并且相较于西方美学之“和”偏于审美对象的物理属性，注重形式、比例等因素的协调，中国美学之“和”则更注重除此之外的审美主体的心理属性，并上升到人伦、教化、心灵层面的和谐，这种审美超越形态指导下的节制的美，以少胜多的美则会带给我们更多的精神愉悦。

　　西方美学以明确而坚定的思辨哲学作为理论基石，并深受现代实验科学和系统论的影响，因此它的理论形态是思辨性的。而中国古代美学家多为文人或官员，往往从政治、道德的角度，或从创作实践的经验出发谈论美和艺术问题，再加之传统哲学重综合而不是分析，重直觉而不是思辨，重整体而不是局部的特点，中国美学的言论必然是某种政治、道德的或艺术创作的经验性的概括和总结。这种印象品鉴式的经验之谈虽不具备西方哲学的严密逻辑和系统性，但是它出于对宇宙和生命的直觉性感悟和体认，仍然具有哲学高度和本体意义。中国文学无论创作和理论，从诞生之日就渗透其中，因此对于传统美学精神的准确领悟和把握，就是对民族审美心理和审美趣味的把握，是经过几千年的积淀并影响到现在的精神“原型”，因此具有极强的稳定性，且对当下的创作仍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