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末以来,受现实需要和西方学术的影响,国内史学界对健康、疾病和医疗等问题的研究日渐丰富,今日已然成为学术界备受关注的新兴领域之一。对于这一领域的界定,学者们尚未达成共识,有医疗史、生命医疗史、医疗社会史、医疗社会文化史等。我们主张以医学社会史称之,因为这项研究以关怀人类的生命状态为基本旨归,以社会和文化分析为主要手段,以期对医学相关事物的形成、内涵和影响加以考察。专业领域的定义提出了一个严重的问题:从事医学社会史研究的历史学家多从自身的职业背景和学术取向出发,强调与具有医学背景的医史学家(医学史家)的不同路径,相对忽视了医学社会史研究中的医学因素和医史学家的研究成果。如有学者指出,“……医学史的专业性使其仅专注于对卫生或疾病及诊疗方法的探索与经验总结,而对于疾病所带来的对政治、民众及社会的影响无从考究,而这正为史学研究者留下大片空间。”事实上,医学社会史的研究在做“史”的同时,也必须重视“医”的因素。

　　首先,尽管历史学家和医史学家的研究取向不同,但两者之间却存在着交集。历史学家由医入史,将医学作为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和观察社会的角度来研究,势必需要先对研究对象有所了解与认识,否则就会失去研究的前提和切入点。而医史学家以史论医,侧重于对医学技术、人物和体制的演变研究,也需要对影响医学发展的社会与文化因素加以考察,这就是科学史研究中所谓的“外史”。这样,历史学家就与医史学家“相遇”了。学术界关于历史学家对医学问题的研究多有论述,而较少重视医史学家的社会化倾向。与此相关,近年来,西方医学史研究者已经开始反思对传统医学史过低的评价,认为他们并不是“医学中心主义”的狭隘编撰。1940年,在前辈学者开拓的基础上,瑞士医史学家西格里斯特就明确提出了“医学社会史”这一概念,主张医学史的研究必须考虑医患关系等社会因素,从而成为这一研究的奠基人。而“医学文化史”这个概念出现得更早。1904年,德国医史学家帕格尔即发表了一篇以此为题的论文,并且指出,要研究医学,就必须研究哲学、艺术和法律等与人生相关的问题。中国医学史也不例外。早在1914年,丁福保就批评了那种单纯“叙述过去之医学及医事之变迁”的“医学之经验史”,认为“此实为医学之历史的研究”,“乃大谬也”。自此,医史学家对社会和文化因素的关注不断增多;在此背景下,不少医史学家也对传统医学史编撰方式多有审视和反思,更多关注社会、文化因素的地位,并在研究中综合运用了多种研究理论和方法,成果相当显著。实际上,笔者早就明确指出,“医学社会史首先是在医学史内部孕育并诞生的,是医学史研究社会化的必然结果。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大多数的医学社会史研究者都是医学史家,而非历史学家。”

　　其次,在医学社会史的研究中,历史学家既然必须以对医学事物的研究为切入点或前提,就必须对这些医学事物有一个全面、客观的认识,而这不仅与医学史研究中的“外史”相关,还要与其“内史”甚至医学本身密切相关了。我国学者余新忠指出,“在具体的研究中,历史研究者若满足于自己的‘外史’角色,仅把疾病、医疗当作一种切入点,而无意尽可能地深入到其内部或核心,则无疑会使这种研究缺乏透视力。”实际上,对医学了解不够,有时不仅是带来透视力不够的问题,甚至还会使自己的论断成疑。廖育群曾从医学专业的角度,指出了医学社会史研究者或评论者的不少“外行”错误,便可以说明这一点。如美国学者费侠莉在其名著《繁盛之阴:中国医学史中的性(960—1665)》中,提出了一个著名的概念,即“黄帝的身体”。费侠莉认为,这个身体是阴阳同体的(androgyny),即便子宫这个女性独有的器官也不能消解这种单性色彩。有评论者认为,这是“理解、解读中国医学奥妙的大前提”。但廖育群指出,“作为一种有关生命的知识体系”,医学向来都是不区分性别的。即便费侠莉本人对子宫的认识也是不到位的。早在汉代,张仲景便论述了“脏燥”之病,即“特指因妇人独有之‘子脏’(子宫)而导致情志疾患病”。历史学家对医学的认识,还存在着一个更高的层面,那就是要有一种悬壶济世的现实情怀。医学首先是一门应用科学,治病救人是其第一要务。因此,医学社会史的研究,也应该具有一种深切的现实社会关怀,或至少对这种关怀具有一种“了解之同情”。否则,如果只是为研究而研究,将医学过分概念化和哲学化,就失去了医学社会史的精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