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培林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学术自传》中撰文说,1983年,大学毕业后,我考上出国留学研究生,来到了过去通过巴尔扎克和雨果的小说了解到的法国。

　　第一学年,我就把省下来的钱用来和同学结伴而行,买欧洲学生暑期旅游通票,背着睡袋游遍欧洲的主要城市。旅游归来后,兴致勃勃地给导师讲一路趣闻,导师却沉着脸甩给我一份长达几页纸的读书书目。回去细看,心一下凉了下来,所列的书目都是老掉牙的古典得不能再古典的著作,我当时心仪的是最时髦的理论和最新潮的观点,心想读这些书还用不远万里跑到国外?

　　此后我曾多次试着和导师讨论一些最新发表的新奇理论,以炫耀自己阅读的广泛和对前沿问题的跟踪,没想到没有一本书能逃出导师的阅读视野,他的知识面就像弥勒佛的手掌心,任你翻跟头,最后还是扔过来那句老话,回去读经典,要耐得住枯燥和寂寞。我多想让导师更多地带我去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更多地去访谈那些大公司和机构,更多地参加学者的聚会和沙龙,但导师似乎最卖力的就是开书单。读导师列的古典书目,有时读起来,说实在的是味同嚼蜡,但也只好硬着头皮读,光读书笔记就做了11本。

　　我曾心想,西方的导师也没有什么治学的诀窍,无非是耐得住枯燥和寂寞而已。然而,这耐得住枯燥和寂寞的读书,参加工作后才使我感到终身受用无穷,因为以后忙着进行课题研究,忙着进行实地调查,忙着整理数据和资料,忙着著述写文章,还忙着各种科研、教学和外事的行政事务,再也没有这么集中的时间安静地读书。(王鹏 摘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