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随着西方垄断资本主义加剧,人们对西方媒介的公正性与客观性愈加担忧。1935年,哲学家、教育家杜威发表《我们不自由的新闻界》,开启了批判西方媒介的先河。

　　作为批判学派的分支,传播政治经济学延续了美国媒介批判的历史,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野,对西方国家的传媒业展开批判。尤其是西方国家所标榜的新闻自由,更是传播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火力焦点。

　　关注西方媒介系统所处社会历史语境

　　传播政治经济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认识论,将新闻自由置于社会历史语境下,关注新闻自由背后的结构性因素,揭示新闻生产背后复杂的控制机制,批判西方媒体独立和新闻自由神话。

　　西方国家标榜传媒是第四等级,记者是无冕之王。实际上,在西方资本主义传媒体制下,传媒掌握在商业集团和私人手中。正如麦克切斯尼所说:“我们”的媒体已经变成了“他们”(资本家)的媒体,美国的媒体没有保护和推进公共利益,“不是通过我们的双手,根据我们的利益创造的媒介系统”。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传媒不是服务于民众而是迎合市场的需求,维护资本家的利益。由于传媒系统的商业化和私有化,传媒首先和主要地为他们的股东服务,反映媒介所有者的利益,是政治经济权力的代理。

　　西方国家的新闻传媒和从业人员自认为享有最大限度的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实际上,西方传媒的发展不是自由市场的结果,西方的政治、军事、经济和传播紧密结合,形成“军事工业传播复合体”,主导着传媒的结构和走向。随着传播业的融合和解除管制,媒介垄断进一步加剧,美国大多数的媒介都掌握在私有财团手中,弱小和独立的传媒被兼并而消失。现代科技和资本主义经济悄悄制造了一种新的信息霸权。

　　西方媒介并不独立

　　西方国家一直声称传播政策制定过程的民主参与和自由讨论,实际上资本主义的传播决策过程一直将公众排除在外,缺乏公众的自由参与和公开讨论,私有化和解除管制的传媒政策讨论局限于少数玩家,也没有在媒体中报道,政治经济权力精英通过黑箱操作制定了维护资本家利益的政策。政府既是媒介市场的玩家,也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在国际卫星传播领域,由于美国在电子传播和空间通信领域的统治地位,美国权力精英确立了空间通信的结构和功能,欠发达国家没有多少发言权。

　　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大众传媒受市场经济利益驱使,新闻和其他商品一样,面临短缺或过剩。媒介所有者通过提供补贴控制新闻的价格和消费,进而维持资本主义社会的控制。在国际领域,西方国家声称的信息自由流通只是文化帝国主义的宣传口号,是西方传媒对外扩展的借口。

　　在西方媒体内部,统治精英通过“新闻管理”和“媒介框架”处理符号,组织话语,加工、控制和分散社会的反对意见,服务于现实统治。统治阶级通过“所有权、广告、信息源、抨击、共产主义”的宣传模式过滤新闻,迎合政治经济权力的需求。比如,伊拉克战争期间,驻伊美军频频干涉记者的新闻自由;维基解密的创办者阿桑奇因为公布了阿富汗战争的机密档案被西方国家通缉审判;“美国之音”由于“不听话”采访了塔利班领导人,被美国国务院下令撤销台长和局长的职务;等等。这些事实都再次说明,所谓西方新闻自由的神话下掩盖着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和牟利本质。美国政府和军方对媒体报道的严格限制再次证明,西方媒介并不独立。

　　综合考察西方媒体生态内外因素

　　媒体控制着信息的流通,决定了人民的信仰、态度和行为。西方统治阶级利用市场法则和直接的政治控制,有意创造一个虚假的现实,对人类思想进行操纵。西方社会测量、收集、加工、共享个人和组织的信息,使个人的隐私受到伤害。

　　2011年,英国《世界新闻报》的“窃听丑闻”,真实暴露了西方媒体鼓吹的“自由、民主、人权”的虚伪,证明西方传媒已经背叛最基本的责任和良知。在西方传媒经济模式中,受众被媒体提供的免费午餐所吸引,被当作商品出售给广告商。作为商品,受众在媒介市场上任由生产者(媒体)和购买者(广告商)摆布,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

　　面对迅速发展的传媒科技,我们更应该关心的核心问题是:新科技控制在谁的手中,为了谁的利益?技术本身是一种社会建构,西方社会的传媒科技主要是捕捉受众以达到盈利的目标。随着信息和传播科技的发展,新的传播技术与政治经济权力相结合,对现代社会和受众的操纵和控制更加巧妙。伴随着私有化和解除管制的浪潮,巨大的商业集团控制着新闻的生产和流通,公共话语的质量在下降。为了获得商业上的成功,传媒总是互相复制,导致了媒介聚合与文化的同质,并最终导致歪曲的现实和贫瘠的思想。

　　认清西方媒介系统背后的结构性因素,需要我们将学术分析、政策研究和行为参与结合为一体,综合考察媒体生态的内外因素,揭示新闻媒体背后的政治经济权力控制和内在的约束机制。

　　(作者系南昌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