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程中，不断冲破传统社会主义观念和固有利益格局的束缚，不断推进和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性转变，取得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结合的重大成果，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推动了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使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提高。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全面深化改革重大决策部署的新形势下，回顾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历程，分析其各阶段改革的主要内容、特点及其成效，对深入认识、理解和推进新形势下的经济体制改革具有积极意义。

　　一、新时期经济体制改革的历程

　　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对象，是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的以行政管理为主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以苏联模式为样板、与传统社会主义观念相适应的经济体制，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生产力落后、经济基础薄弱的条件下，对于集中有限的物力、财力恢复发展国民经济，实现工业化起步，开展大规模有计划的经济建设起到过积极作用。然而，由于不符合经济运行规律，这种体制逐渐暴露出与经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弊端。在所有制结构方面，由于把公有制看作是社会主义唯一的经济基础，造成所有制结构单一，经济缺乏活力，不利于调动不同群体的积极性，制约了生产力的发展；在管理方面，由于强调实行国家集中统一的计划管理，以指令性计划和行政手段管理经济，排斥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市场的作用，造成政企、政社职责不分，生产经营者缺乏应有的自主权，同时越来越复杂的经济无法靠计划实现高效运行，致使资源配置难以优化；在分配方面，存在严重平均主义，不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调动和发挥生产单位、劳动者的积极性创造性。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1]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济体制改革作为我国社会主义改革的重点，在理论和实践上不断开拓创新。其发展历程以党提出的重大改革任务、改革决策及其变化为主要依据，可划分为五个阶段。

　　1.经济体制改革起步（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1982年8月党的十二大前）

　　这一阶段经济体制改革主要内容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作出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指出：“现在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领导地大胆下放，让地方和工农业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应该坚决实行按经济规律办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应该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之下，认真解决党政企不分、以党代政、以政代企的现象”[2]。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济体制改革开始起步，并在农村首先取得成功。多年形成的把包产到户等同于分田单干和资本主义的观念被冲破，多种形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得到广泛推行，克服了长期存在的生产上的瞎指挥和分配上的平均主义，进而废除了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管理体制，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入，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吸纳了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为促进农村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开辟了新路。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以下放企业管理权、逐步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政企分开为主要内容，开始进行试点。就业制度改革取得显著成效，允许个体经营，广开就业门路，初步解决了多年积累的知识青年就业问题，也为进一步改善所有制结构、形成新的就业制度奠定了良好基础。同时，开始冲破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截然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打破闭关自守的封闭半封闭状态，对外开放的大门从沿海到沿江沿边，从东部到中西部逐步打开。1980年，党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设置经济特区，对外开放开始取得重大突破。这一阶段经济体制改革最主要的成果，是从发展经济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实际要求出发，冲破长期“左”倾错误的束缚，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改革开始起步并取得明显进展，实现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封闭半封闭到对外开放，从僵化半僵化到开始改革的转变。

　　2.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至1991年12月）

　　这一阶段经济体制改革，在实践中探索前进，取得了理论和实践上新的进展和突破。十二大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崭新命题。提出“坚持国营经济的主导地位和发展多种经济形式”，实行“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经济管理方针。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改革的基本任务是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要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检验改革得失成败的最主要标准。[3]《决定》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点，确认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商品经济，提出充分发展商品经济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现代化的必要条件。此后经济体制改革发展到以城市为重点、以增强国有企业活力为中心的全面改革阶段。在坚持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的前提下，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方针进一步贯彻执行，比较单一的所有制结构有了很大改变。科学技术体制和教育体制的改革也逐步展开。1987年党的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总体上来说应当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4]，把建立和培育市场体系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按照发展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要求，国家对经济的计划管理权限逐步下放，缩小了指令性计划，扩大了指导性计划。同时，在坚持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的前提下，贯彻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方针，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外商独资企业和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得到迅速发展。所有制结构的变化，有力地促进了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同时，对内对外开放步伐进一步加大。开放大连、天津、青岛、上海、广州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相继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福建东南地区和环渤海地区开辟经济开放区，批准海南建省并成为经济特区。从而形成了包括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内地这样一个多层次、有重点、点面结合的对外开放格局。对内开放也在不断发展，逐步形成各区域间相互合作和协调发展的局面。这一阶段，改革的重点领域从农村到城市，从沿海到内地，改革的主要政策经历局部试验后逐步总结推广，从体制机制改革的建立的方式来看，主要是通过原体制调整和新体制的逐步成长，并通过新体制的成长所产生的示范效应和竞争效应促进对旧体制的改革，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和拓展创造了条件。

　　3.创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2年1月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到2000年12月进入新世纪前）

　　这一阶段经济体制改革在理论和实践上取得重大进展和突破。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科学地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从理论上深刻回答了关于社会主义本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等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党的十四大对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进行了系统概括，明确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出“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5]。通过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体系，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经济体制改革在邓小平理论这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指导下不断推进。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国有企业改革从以往的放权让利、政策调整进入到转换机制、制度创新阶段。1999年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了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指导方针，提出了搞好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一系列重大政策措施。按照十五大和十五届四中全会要求，国有企业改革进一步深入。到2000年，基本实现了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困境、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企业初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目标。这一阶段经济体制改革取得的重大成果，是明确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的目标，明确了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初步建立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