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胡适这样说：“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那个名词就是‘科学’。”源于西方的science一词，来源于拉丁文词“scientia”，是从希腊语词“επιστεμε”演化而来的，意思是确定性的、具有系统性的知识，同一时一地、因时应景的“意见”（δοχα）相对。近代以来，这样一个概念是以何种形式、通过什么方式烙入中国人的心智的，无疑是思想史的重要问题。在这一课题下，被时人誉为“精通西学第一人”的严复，可谓无法回避的存在。

　　严复把握了science的本质

　　严复对《天演论》的译介引发了晚清思想界的震动，但他的目标远不止此。实际上，严复试图向国人传递一整套关于西方学术的系统知识。在这一过程中，他并不是将西方的知识原封不动地翻译出来，而是受其时中国甲午战败、国势倾颓的现实激发，融入了自己的体认。例如，赫胥黎《进化论与伦理学》认为人类社会应依靠伦理来调适自然生存的竞争压力，而严复不同意，他将自己的译著命名为《天演论》，略去了伦理学的部分，认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界进化规律完全适用于人类社会。又如，严复服膺于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学说，他一方面对斯宾塞极力称赞——“自民生以来未有若斯之懿也，虽文（王）周（公）生今，未能舍其道而言治也”，另一方面，却不像斯宾塞那样强调社会进步过程中个人自由的价值。严复认为，自由制度中释放出来的个人力量应凝聚起来为国家的富强服务。当斯宾塞对大英帝国国势日盛与向外扩张感到惊愕乃至沮丧之时，严复却对之敬慕不已。

　　严复准确地把握了science的本质，即对于“无情而不以人意为转移的事实”的关注。他认为，西方科学以观察、会通、试验为步骤，以内籀（归纳）、外籀（演绎）为方法，在群学的统契之下，分为玄科（逻辑学、数学）、间科（物理学、化学）、著科（各门具体科学）。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严复对于科学之地位功用的认识。在他的心中，对国家存亡的忧虑始终占突出的地位，诸如科学、自由、平等和民主这些原则固然具有其自身固有的价值，但引起他最大热情的是它们作为富强之手段的直接价值。严复认为中国的问题首先是科学的问题：富强之基，本诸格致。严复相信个人通过“练心缮性”，最大程度地发挥出每个人自己的能力，最终可以使国家走向富强，迎来郅治之世。而无论是自然科学对个人“练心缮性”的作用，还是抽象科学对社会发展的促进，科学的进展都将起决定性的作用。

　　“精通西学第一人”转而否定西方

　　明末清初以降，近代意义的science大多被称为“格物穷理之学”，又称“格致”之学。当然，彼时“格致”一词并非science严格的对译，它指涉范围很广，既包括如天文、数学、物理一类的理论知识，也涵盖包括各种技艺在内的实用知识。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严复很长时间都使用“格致”一词来对译science。“科学”一词是日本人的创造，以康有为《日本书目志》（1898年）为重要标志，“科学”作为science的译词进入中国并逐渐流行。此后，梁启超、王国维、严复等人也开始使用“科学”的译词。不过，总的来说，严复并不愿意采用日本人在先前几十年里创造的新词，他认为日本只是西方知识的学习者，而非知识的本源。1909年清学部设编订名词馆，严复出任总纂，他将“学”定为science的标准译词，而“科学”一词只被当作新词处理。然而严复的努力并没能阻挡日本译词的涌入——严复创造了很多译词，有些风靡一时，但今天现代汉语继续使用的只有“逻辑”“图腾”“乌托邦”等寥寥数例。

　　中国需要“德先生”与“赛先生”，这在五四运动以来已经成为思想界的共识。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我们却看到严复否定西方的态度：“文明科学，终效其于人类如此，故不佞今日回观吾国圣哲教化，未必不早见及此，乃所尚与彼族不同耳。”1921年，严复回到家乡，在一封信中曾写道：“还乡后，坐卧一小楼舍，看云听雨之外，有兴时稍稍临池遣日。从前所喜哲学、历史诸书，今皆不能看，亦不喜谈时事。槁木死灰，惟不死而已。”社会现实的演进与严复的设想并不一致，最终使他灰心丧气。一方面，严复是五四启蒙思想的开创者和准备者，另一方面，他也成为五四启蒙论述的批判者与传统价值的支持者。

　　如果说中国的启蒙运动是思想领域的一次“大冒险”，那么也许严复在一开始就已经揭露了它的界限。我们今天重读严复，对于反思与重审过去的历史，或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作者单位：凤凰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