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5月16日上午,“《中国法学》创刊30周年纪念座谈会暨新一届编委会成员聘任仪式”在北京举行。中国法学会副会长、中国法学会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法学》编委会主任张文显教授介绍了杂志30年来的办刊成就和经验。中国法学会副会长任海泉、孙谦、朱孝清、王利明、吴志攀、黄进和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胡云腾、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公丕祥教授、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陈光中教授,原《中国法学》总编辑宋树涛、郭道晖、周国均教授和现任总编辑张新宝教授以及来自全国法学、法律界的代表近一百五十余人参加了会议。　

　　“中国问题”与“世界眼光”

　　王利明教授指出,法学研究成果要真正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要真正写在中国的大地上,不是简单从希腊罗马出发,也不是在外国学者设计的理论笼子里跳舞。

　　朱孝清副会长认为要坚守国本与解放思想二者有机的统一。一方面要坚持立足中国,研究中国问题,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确发展道路和法治建设道路始终不动摇；另一方面又勇于解放思想,敢于突破固有思想观念和陈规,还能够放眼世界,借鉴世界各国一切先进的法治文明为我所用。

　　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专职书记沈国明教授认为,目前法学研究中存在着重国外理论的引进,轻国内实践的概括和总结的现象。整个意识形态领域,包括法学理论方面,西强我弱的情况没有改变。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韩大元教授说,中国的法学期刊应当通过学术来关注中国的问题,挖掘中国真实的法治观念,向世界展现中国法治的总体形象。

　　《法学研究》杂志社社长、副主编张广兴教授认为,现在我们面临的重要任务是法学研究的转型问题,所谓转型总的说来就是更加关注中国问题,更加关注中国特有的问题,这涉及法学研究的许多方面,也涉及到大多数的法学学科。

　　清华大学法学院张卫平教授认为,对中国问题的研究我们要有一个知识认同,并不是说脱离开国外制度发展单纯去谈中国制度,对中国问题的研究也需要有共同的理论框架和理论基础,否则就是自说自话,自言自语。但是怎么样把国外的理论在他们那个语境下产生的理论与中国问题的分析和论证结合起来,是一个比较难的问题。必须要注意研究这些制度产生的特定环境。法学研究的重点要放在中国问题的研究上,但同时不能脱离理论的支撑。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徐汉明教授认为,风格是法学期刊的灵魂,而法学期刊的落脚点在于中国,要以世界的眼光和方法找准中国法治建设的若干重大问题,以开创性的成果做出回答。同时发展中国精神,并在国际法学界进行交流对话,推动中国法学的繁荣,特别是外文期刊的出版发行,使得全球的法治建设有中国的声音。

　　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李友根教授认为,尽管我们强调中国法学必须要关注中国问题,但这种关注必须要在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所以我们不能轻视原理论的研究,也就是基础理论的研究,更不能忽视对外国法的研究。

　　苏州大学法学院胡玉鸿教授则对中国问题进行了自己的解读,他认为真正意义上的中国问题,是在法治普遍适用基础之上需要我们有一些特殊的解决路径和措施的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讲,还是要通过技术理论研究的深化,来对我们真正意义上的中国问题做一个学理上的回答,这是我们应当肩负的使命。

　　解放思想与学术创新

　　郭道晖教授指出,《中国法学》在办刊过程中坚持实事求是,维护了学术自由,因而受到广大读者的称颂,发挥了引领作用,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办刊风格。在今后的办刊过程中,同样要坚持真理,解放思想,维护学术自由。

　　陈光中教授希望《中国法学》在坚持正确方向的前提下,还要坚持不断创新,坚持不断的解放思想,使我们发表的文章真正能够对法治中国建设起到推动作用,对司法改革起到推动作用,对中国法学繁荣起到促进作用。陈光中教授还对《中国法学》新版设计方面提出了修改意见。

　　朱孝清副会长认为,法学期刊和法学研究要继续解放思想,要敢于触碰一些敏感问题。在法治建设当中我们一直碰到一些非常敏感的问题,这些敏感问题实际上是绕不过去的。

　　武汉大学法学院蔡守秋教授认为,法学刊物要办好最重要的是解放思想、大胆创新。《中国法学》这样高级别的刊物应该把创新放在主要位置,没有创新就没有生命力。　

　　北京大学法学院沈岿教授认为,进行真正的学术评价也要解放思想,要注重文章的创新性,无论是观点、方法还是视角以及其他的创新,都是我们应该坚持的。通过对创新的把握尽可能地减少低水平的重复。

　　坚持高端理论品味与密切联系实际

　　辽宁大学法学院党委书记杨松教授在发言中用“高大上”与“接地气”形象地阐述了注重基础理论研究与服务于法治中国实践的关系。她认为,无论是法学研究还是办刊,只有处理好了“高大上”与“接地气”的关系,才可能是优秀的。　

　　《中国法学》原总编辑宋树涛先生认为,重大的理论问题和重大的现实问题应当结合得更好,在这方面应当加大力度,加大策划力度,能够更好地加强我们法学各个学科的基础理论研究,又能够服务现实。阳春白雪也要接地气,也要联系实际,要服务大局。

　　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法学院院长赵秉志教授认为,《中国法学》应该通过总结30年的办刊经验,定位更高一些,在重视基础理论研究的同时也要重视实务,特别应当关注我们社会的现实发展,坚持以往在这方面的成功经验。

　　张卫平教授和张广兴教授都持相似的观点,认为不能只局限于概念分析法学,要重视实证研究。但对于实证研究怎么看,张卫平教授也提出了自己的疑虑,即实证研究的数据怎么验证?现在完全凭作者本身的诚信在支撑。

　　华东政法大学童之伟教授认为,对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视无可厚非,但问题可能在于基础性研究到现在为止,已经没有动力,没有新话题。而应用性研究方面,绕着走的实在太多了。他认为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我们的学术刊物有独立性,不能官僚味太重。

　　办好现代化的法学期刊

　　黄进教授认为,在大数据时代,实现办刊的信息化是一个最基本的要素和要求,虽然现在我们纸面的杂志还有一定的生命力,但是必须要看到危机,现在国际上许许多多一流的刊物都已经提供在线阅读的方式来推广,很多优秀的学术文献可能第一时间是从网上读到的,而不是从纸质上读到的,所以杂志信息化也是发展方向。

　　《高教文摘》副编审、社长助理沈丽飞、北大法律信息网副总编郭叶、中国知网数字出版战略合作中心副主任于成瑶都表达了期刊与数据库共同发展的良好意愿,认为在当目前刊体制改革、在数字化发展大背景之下,大家应当一道共同探讨未来期刊转型以及未来期刊数字发展的道路。

　　中国法学总编辑张新宝教授指出,目前的情况是传统纸媒体出版物与电子媒体包括数据库等“与狼共舞”,我们希望在大数据时代不是被“狼”吃掉,而是获得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