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近照 资料图片

图为西南联大湘黔滇旅行团在路上 资料图片

　　曾被鲁迅誉为“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的冯至，抗战时任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文学院外国语文学系教授，晚年曾撰《昆明往事》，开篇便是：“如果有人问我，‘你一生中最怀念的是什么地方？’我会毫不迟疑地回答，‘是昆明。’如果他继续问下去，‘在什么地方你的生活最苦，回想起来又最甜？在什么地方你常常生病，病后反而觉得更健康？什么地方书很缺乏，反而促使你读书更认真？在什么地方你又教书，又写作，又忙于油盐柴米，而不感到矛盾？’我可以一连串地回答：‘都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昆明。’”这段话，若将地点及校名抽离，代入自己所在的区域与大学，可作为无数抗战期间内迁的中国大学师生的共同心声来解读。至于后世读者，面对如此跌宕且辉煌的“往事”，很难不肃然起敬。

　　90%的大学内迁

　　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面对强敌，国民政府提出以空间换时间，即所谓“苦撑待变”。因此，也就有了近乎不可能的大撤退——在有限的时间内，实现了政府内迁、工厂内迁、企业内迁、学校内迁、文物内迁等。如此大规模内迁，“衣冠西渡”，没有丧失战斗意志，固然很不容易；而西南大后方接纳和安置了大批内迁的机关、工厂、学校和人口，保存和发展了抗战力量，同样值得高度赞许。本文所讲述的“战时中国大学的风采与气象”，必须放置在如此大背景下，才能看得清楚。

　　最初的激烈动荡刚刚过去，迁徙后方的大学也基本站稳了脚跟，出于总结经验、自我鼓励以及招收新生的需要，大学开始“讲故事”。商务印书馆1941年1月10日刊行的《教育杂志》第三十一卷第一号乃“抗战以来的高等教育专号”，加上以后几期杂志，总共讲述了37所大学“抗战以来”的情况；与此相映成趣的是重庆独立出版社1941年3月所刊《战时全国各大学鸟瞰》（王觉源编），全书收文47篇，也就是说介绍了47所大学。而1941年10月25日延安《解放日报》第3版刊有《抗战后专科以上学校集中区域》，此文原为表格，分作“区域”“学校”“学生数”三栏，提及不少前两种书刊遗落的大学。综合起来，1941年仍在招生的中国大学，除了三个文本共同涉及的28校，加上《教育杂志》介绍的8所、《战时全国各大学鸟瞰》谈论的19所，以及《解放日报》提及的29所，共84所。战前中国大学仅108所，也就是说，八成以上仍在坚持，其中办在上海租界的15所，坚持在北平的6所，其余67所则努力转移到国民政府控制的区域。必须说明的是，最初统计时，便已排除了不被国民政府承认的“伪北京大学”“伪中央大学”，以及办在东三省的若干“伪校”。

　　从最初的慌乱中喘过气来，五分之四仍在办学的专科以上学校，竟然屹立在国统区，这个数字非常可观。必须略加厘清的是，首先，上述专科以上学校，不一定都是内迁的，包括本地原有的大学（如四川大学、云南大学）；而且，“西迁”虽是主流，也有在省内迁徙的（如厦门大学、河南大学）。其次，《解放日报》所刊表格，附注中已经说明：“陕甘宁边区及敌后各抗日根据地不在内”。而熟悉中国现代史的人都知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北公学、鲁迅艺术文学院、延安大学、华北联合大学等，虽没有被纳入国民政府主导的高等教育系统，但办学宗旨别具一格，日后人才辈出，同样值得高度重视。第三，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北平及上海等地又有不少高校停办（协和医学院、沪江大学）或内迁（燕京大学迁成都、交通大学总校迁重庆），中国大学版图发生很大变化。第四，最近二十年，随着学界研究的日渐深入，抗战中大学内迁的数字在不断增加。不谈办学规模及学术水平，单从数字看，在战事失利、国土大面积沦丧的极端不利状态下，竟然有大约90%的中国大学办在原本教育及文化相对落后的大西南西北，这实在让人惊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