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北大是中国的文化干城，其表现牵动甚广，影响不可小觑。在20世纪30年代，日本人无须反复权衡，也十分清楚北大校长蒋梦麟的价值，若能够拉拢他，建立“深厚的友谊”，就不难收获攻心为上的奇效。然而蒋梦麟对日方暗送的“秋波”和明示的“美意”均无动于衷。一位日本学者跑到北大来，眉飞色舞地畅谈中日文化关系，蒋梦麟却毫不客气地告诉对方：“除了日本的军事野心之外，我们可看不出中日之间还有什么文化关系的存在。”这句大实话将那位日本学者顶在南墙上，当场撕掉了他的假面具，使之悻悻而退。

　　1935年秋，由蒋梦麟领衔，北大教授发表宣言，坚决反对“华北自治运动”，痛斥这一卑劣行径，“脱离中央，乃卖国的阴谋”。这篇宣言义正词严，赢得国人的广泛支持，成为日本军方的眼中钉。

　　1935年11月29日，日本宪兵登门造访，“敬请”蒋梦麟去东交民巷日本大使馆武官处“谈话”，逼他就范的意图昭然若揭，此行的凶险程度不言而喻。关公单刀赴会是小说家刻意编造的情节，蒋公只身入营，则是真实的故事。他泰然自若，举止从容，神色淡定，将虎穴狼窝视为酒馆茶室。

　　在回忆录《西潮·新潮》中，蒋梦麟对此行的描写极具现场感，不比任何小说情节逊色。

　　“我们司令请你到这里来，希望知道你为什么要进行大规模的反日宣传。”他一边说，一边递过一支香烟来。

　　“你说什么？我进行反日宣传？绝无其事！”我回答说，同时接过他的烟。

　　“那末，你有没有在那个反对自治运动的宣言上签字？”

　　“是的，我是签了名的。那是我们的内政问题，与反日运动毫无关系。”

　　“你写过一本攻击日本的书。”

　　“拿这本书出来给我看看！”

　　“那末，你是日本的朋友吗？”

　　“这话不一定对。我是日本人民的朋友，但是也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敌人，正像我是中国军国主义的敌人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