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法大学，北京 100088 ）

　　［中图分类号］ D9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9314(2014)05-0010-06 ［收稿日期］ 2014-10-29

　　［作者简介］张晋藩，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研究院名誉院长 

　　中国古代的法律在国情因素的影响下，经过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形成了独特的法律传统，其中蕴含着中华民族的创造精神和实践中经验的总结，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发掘其中的穿越时空的价值部分，这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法治中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重理性思维，求实务实的法律传统

　　早在中国法律的起源时，便摆脱了原始宗教神灵的羁绊，而着眼于现实生活的需要。《尚书·吕刑》记载：“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杀戮无辜，爰始淫为劓、刵、椓、黥。”杜预在注中说：“贪财为饕，贪食为餮，即三苗也。”“民皆巧诈，无有中于信义”。正是为了约束和制裁“民皆巧诈”才制定了法律。这种法律起源说是立足现实的，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

　　至夏朝，主要的刑罚是传承皋陶之刑，《夏书》曰：“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己恶而掠美为昏，贪以败官为墨，杀人不忌为贼”。（《左传·昭公十四年》）也就是欺诈、贪污、杀人，这都是现实社会生活中的犯罪。

　　西周代商以后，吸取商亡的教训，抛弃了殷人的天道观，更重视现实中的民心所向，提出了“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千古不朽的命题。西周建立的礼乐主宰下的法制文明，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早期的理性思维的成就。

　　1975 年出土的云梦秦简，无论断罪、量刑、法律解释都表现了经验的理性升华，在一些案例的侦查审断中完全没有神断的痕迹。汉以后的历代法典都传承了求实务实的法律传统。《唐律疏议》中的“疏议”是中国古代注释律学的杰出成果，表现了法哲学、刑法学、诉讼法学的高度成就。

　　至宋朝《洗冤集录》的出现，标志着司法勘验走向科学的里程碑，为世界许多国家所重视和加以翻译。除此之外，中国古代的司法证据学、司法心理学、司法伦理学、判词文学都是理性思维高度发展的成果。所有这一切都表现了重理性思维，求实务实的法律传统。正因为如此，中国古代的宗教无论是外来的佛教还是本土的道教，都没有进入法制领域。西方中世纪存在的教会法和宗教法庭在中国是不存在的，百姓所关注的是现实的生存与生产斗争，而不是虚无缥缈的彼岸世界。特别是在专制制度下，一旦宗教肆盛，干犯到国家政治与法律，立刻便受到沉重的打击。唐武宗时的大规模灭佛，康熙、乾隆时的驱逐传教士就是史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