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实践涵盖了社会、经济、政治等诸多领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最具典型意义的成功实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的实践。中国话语权即对中国道路、理论和制度实践的言论表达、陈述、解释与评价的合理性、合法性。中国实践与中国话语权的关系究竟如何，值得我们深思和探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是中国道路话语权建设的鲜活源泉。话语是思维与认识的表现形式，实践是认识的源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火热实践为中国道路的话语权建设提供了鲜活源泉。首先，中国实践在后发展国家的改革方式选择上建立了自己的话语权。作为后发展国家，中国坚持从本国国情出发，实行渐进式改革方式。在经济上，由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继而实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再到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逐步使生产关系与生产力水平相适应。在政治上，从废除干部终身制，到建立村民自治制度，再到协商民主制度的完善等，为经济建设提供了稳定的社会环境。其次，中国实践在探索市场经济体制运行规律上建立了自己的话语权。中国坚持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同时在顶层设计上用“看得见的手”对“看不见的手”的自发性、盲目性进行有效引导，实现了自发性与自觉性的统一，既有效避免或降低了金融危机风险，又实现了中国经济连续多年的快速增长奇迹。再次，中国实践在谋划后发展国家的发展战略上建立了自己的话语权。中国在不同民族国家、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对立的国际格局中提出了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理念，在世界区域发展中作出了突出典范，并基于全球性的共同发展难题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和平发展战略原则。这些都为赢得话语权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实践是中国理论话语权建设的检验标准。中国理论话语权可以区分为道路理论话语权、制度理论话语权和文化理论话语权。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理论话语权建设的检验标准。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践的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是一条争取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新胜利的成功之路。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践的理论前提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理论。基于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认识，邓小平结合我国国情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理论，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提供了理论前提。再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实践的文化基因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理论的成功实践，得益于“知行合一”的文化价值基因、“和”“合”的文化价值取向以及“民本”的文化价值理念等，更与“实事求是”的文化基因密切相关。这些都是中国理论话语权的组成部分，也是检验中国理论话语权的有效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