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不应该成为西方理论的试验场，而应是理论的发源地。中国几千年文明史和现实实践是产生理论的丰富资源。遗憾的是，过去几十年内，由于社会科学的滞后性以及由此导致的美国化现象，使得中国一直是既定理论诠释的对象，而作为“学生”的中国自然总是不符合“先生”的标准答案。事情正在起变化。在引介、学习西方理论的过程中，中国社会科学特别是政治学的理论自觉已经发生，突出表现在政治学基础理论研究取得了堪与西方对话的成就。

　　国家治理现代化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无疑是中国政治思想发展的一大成就。这一创新是以中国政治学大量前期研究成果为基础的。早在20年前，政治学界就提出了“国家能力”概念，且这一概念也适时转换成治国之道，促进了当时的分税制改革。之后，中国政治学开始批量研究治理理论与实践，提出了“国家治理能力体系”概念。“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国家与社会相互传递正能量的体现。

　　“国家治理现代化”概念具有转换思维方式的作用。现代化不仅体现在传统所说的治理体系即制度上，还体现在治理能力上。衡量问题的标准和角度变了，结论就不一样了。如以制度衡量现代化，标准就会滑向西方中心主义，甚至得出“印度比中国好”的荒唐结论；但以治理能力衡量现代化，中国不但是发展中国家的楷模，“中国模式”甚至是连西方都不能回避的概念。

　　某种意义上，国家治理现代化更多的是实践智慧的结晶，而不是基于教条的书本知识。几千年的文明基因和现实实践本身，造就了这种被尼赫鲁所说的让他艳羡不已的中国人的“健全的实践理性”。

　　政党中心主义

　　社会科学基本上是对历史经验的建构。当今世界社会科学的两大话语体系就是主张个人权利的社会中心主义和强调国家自主性的国家中心主义，前者是基于英美历史经验的产物，后者是基于法、德、日本历史经验的总结。可见，社会科学的源头是特定国家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经验，简单说就是建国历程的理论。但是，这两大主义都不能解释依靠政党而组织起来的国家，而政党建国正是以中国为代表的一大批国家的基本历史，不能解释如此多国家建国经验的社会科学，其意义自然会打折扣。

　　有学者根据中国和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建构历程，总结出“政党中心主义”的概念和话语体系。这一概念和社会中心主义以及国家中心主义一样，总结的是一种历史的客观存在。有了政党中心主义的概念和思维方式，就应明白“政党”在不同国家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不能用西方利益集团性质的政党概念理解或对照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是一种建国党，性质不一样，政治理念和政治作用形式也不一样。不仅如此，西方社会科学中主导性的二分法即国家—社会关系也受到严峻挑战，很难用二分法的国家—社会关系来理解中国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