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命运多舛，不仅面临着严重的内部衰败，还有外来文明的严峻挑战。中国不但已无法按照之前的逻辑走王朝循环更替的道路，而且是不得已被裹挟到了世界文明进程当中：现代化成为了一个无可逃避的征途。然而，就当时的境况看，基础怎样，方向何在，何为动力，节奏、力度又怎么把控，均需要从现代化的宏观历史进程中探寻。

　　现代化理论中的几个评价

　　罗荣渠先生在《现代化新论》一书中以宏观史学视野，从大历史的脉络勾勒和评析了近世中国的社会巨变。我们结合理论评析中英和中日的现代化进程。

　　内源性现代化和外源性现代化的差异，主要取决于启动社会变迁的那些决定性因素是内在的还是外在的。这一区分，在马戛尔尼访华时中英两国交往礼单中已露端倪。当时中英社会的差别是巨大的，且这一不同内含了现代化的本质。当时的中国，经济上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与家庭手工业结合的稳固模式，政治上是高度专制集权的官僚帝国，丝毫不见启动社会经济转型的内部动力和物质条件。不同于中国的单一结构式的农业社会，英国已经孕育出内源性现代化的基本动力和变革的前提条件，如早期城市化、早期商业化、早期工业化、世俗化等，这种多元型的社会经济结构所具有的适应变迁的弹性、社会流动性、开放性与内在活力，率先实现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历史性转变，为其现代化提供了必要充分的条件。

　　从现代化理论这一角度来观察和诠释中英两国的那段历史，也就发现了西方现代化的背后有富强和文明两个秘密。那种认为西方更多是靠对东方掠夺而发达起来的想法并不准确，当时的物质文明、制度文明才是起决定作用的，而且它们在启动阶段是起主导作用的。一个向前发展的社会不会只有富强欲望，不会把增长能力和效度当作唯一标准，更应是向内寻求文明基因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