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中国建设史上，海外华人华侨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美籍华裔著名科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先生就是典型代表。今年11月24日，适逢李政道先生90华诞。回顾李政道先生为推动中国科学和教育事业的发展所做出的贡献和影响，对于今天的科技强国建设，是有启发意义的。

　　邓小平至少14次会见李政道

　　1972年9月，李政道首次回国，周恩来接见了他，这开启了李政道与中国国家领导人的沟通交流之旅。改革开放之后，李政道频繁回国，与中国领导人频繁交流。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邓小平与李政道当面交流的次数非常之多，意义非凡，影响深远。

　　笔者根据《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等信史资料提供的线索，统计后发现，从1979年到1989年的11年间，邓小平至少14次会见李政道，有的是单独接见，有的是共同会见。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1980年代的邓小平可谓日理万机，如此频繁会见李政道，足以看出邓小平对李政道的重视。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这些会见并非只是礼节性的见面，相反，每次会见都有实质性内容，会谈都涉及科教领域改革发展的重大问题。会谈的内容及后续督办，对于推动1980年代中国科技和教育重大改革，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推动中国高能物理发展

　　中国高能物理的发展，因受到周恩来、邓小平等领导人的特别关心而在中国当代科技发展史上有着特殊的影响。高能物理发展的关键是高能加速器的建设，从1972年启动，到1984年确定建设小型正负电子对撞机，历经十余载，先后提出并实施过多个方案，过程极为复杂。李政道从一开始就参与到对这一工程的建议之中，他力主中国建设正负电子对撞机，最终被中国政府所采纳。

　　1984年5月21日，邓小平接见李政道，在会谈中，李政道较为系统地回顾了他参与中国高能物理加速器建设的过程，他说：“1972年我第一次回国，在北京周总理提出如何使高能物理在中国发展的问题，以后我一直在思考，主要是想将基础和应用结合起来。1976年秋我通过美国斯坦福高能物理加速所寄给国内成套的关于电子对撞机及有关同步辐射的资料。1977年来北京时我提出自己的想法，建议造一架规模较小的，二三十亿电子伏的正负电子对撞机……1977年底，袁家骝、吴健雄教授写了一份关于质子加速器的建议，请我联名加入。我加了个附录，是关于电子加速器的，其中强调了质子与电子不同的地方……1978年中国决定造大的质子加速器……1981年国家对高能的方向有所改变，故我又提出小型电子对撞机方案……现在看来，这个方向是对的。”这段话，非常清楚地表明了李政道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建设过程中发挥的作用。

　　中科院高能所原所长陈和生曾这样评价：“应当说没有李政道先生对发展中国高能物理的远见卓识和孜孜不倦的努力，就不会有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建设和成功。从它的物理目标选择到加速器方案的确定，从工程设计到关键设备在美国订货，从人才培养到工程管理，从物理研究到国际合作，都凝聚着李政道先生的很多心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