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左）与冯其庸（中）合影，右为王炳华。

　　作为文学史家，冯其庸先生的代表作是《中国文学史稿（周代至宋代）》（以下简称《史稿》）。这部70万字的《史稿》写于1956至1958年，是他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学生开设文学史课程撰写的讲义。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冯其庸先生以红楼梦研究鸣世，他的名字在公众视野中出现时，首先被标以“红学家”的头衔。这固然名副其实，但说到底，“红学”不过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一个分支，尽管它已发展成一门独立的显学。因此，当我们回顾冯先生古代文学研究的总体成就时，在标榜“红学家”的同时，还应该称其为文学史家。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我在大学中文系上本科的时候，读到中国青年出版社所出《历代文选》一书，主编即冯其庸，由此闻知了先生大名。冯其庸先生回忆，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向他转达，毛泽东主席曾在一次中央会议上表扬这本书，“要大家读读”，可见其影响之巨。1977年，冯先生还收到香港友人寄来的港版《历代文选》，可见其影响之广。《历代文选》问世以来长盛不衰，直到近年，仍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及中国青年出版社两家的新版本流行，可见其影响之深远。某种意义上说，《历代文选》已经典化为今人选编的《古文观止》。

　　作为文学史家，冯其庸先生的代表作是《中国文学史稿（周代至宋代）》（以下简称《史稿》）。这部70万字的《史稿》写于1956至1958年，是他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学生开设文学史课程撰写的讲义。这份油印讲义历经“文革”劫火，被两位有心的学生保存下来，直到2012年《冯其庸文集》出版时才公之于世。冯先生说，元代至明清的讲义也写过一部分，没有来得及交付打印，所以未保存下来。

　　《史稿》能够在那个年代写成并留存下来，真可谓凤毛麟角。这有两层意思：首先，是《史稿》的内容。那个年代，写学术著作必须突出政治，突出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少谈艺术，更不能触犯“阶级调和”、“人性”这类禁区。然而，这些时代色彩在《史稿》中却相当淡薄，其内容的科学性经得起时间考验，至今仍不失为一部有价值的文学史教科书。其次，是撰写《史稿》的工作方式。那个时代，文学史教科书必须集体编写。这种状况一直延续下来，迄今为止，作为个人著述且具有相当规模的中国文学通史，如冯先生之《史稿》者，仍属罕见。

　　正因为这是一部个人著作，所以它有一以贯之的学术观点，有完整的知识体系和结构框架，有鲜明的个人特色，包括语言表达特色。《自序》云：“我对文学史的讲解，重点是讲作家和作品，我觉得对作家特别是对作品理解透了，那么再从理论上去认识它就较为容易了。其实单纯的理论是空的，必须有作品去充实它，空洞地记一些理论毫无用处。所以我是着重从历史背景的角度和作品思想内容、艺术特色的角度来讲的。讲完了这些作品，再从史的角度理一遍，这样对文学的发展脉络就清楚了。”这一特色有多方面的体现：

　　《史稿》在每个重要作家名下或重要文学现象之下，都选录了足够多的作品。选录作品重视其完整性，一些诗文即使篇幅很长，也全文录入，如元稹《连昌宫词》、欧阳修《与高司谏书》等。甚至对于一些持否定评价的作品，也适当选录，如南朝宫体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