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历了晋室东渡与民族融合、佛教中国化，最终催生出唐宋变革的重大社会转型中，以理学为标识的宋明儒学，以一种哲学新形态回应着时代需求。宋明儒学通过彻底消化汉唐以来的新旧传统，使先秦儒学在更高的理论形态上获得复兴，成为此后引导整个近世中国前行的思想洪流。尽管宋明儒学是一场涵摄形上哲思、知识累积，直至生活方式范畴的文化运动，但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马一浮先生提出“六艺该摄一切学术”的识见，将宋明儒学统类于“六艺”，并开列“群经统类”的目录，为理解宋明儒学基于经典的传承与创新给出了一条路径。

　　回归经典的创新

　　循此路径，首先清楚地看到，宋明儒学的成就源于回归经典的创新。任何新的思想的阐明都不能凭空呓语，而须基于知识的推拓。开启宋学的啖助新《春秋》学，以分析的方法指出汉唐《春秋》学的固陋与三《传》的割裂，从而追求在兼综三《传》的基础上，重新理解《春秋》的微言大义，推动新的思想萌发。这一思想方法上的创新，其性质是对传统经学知识范式的突破，引入了哲学的分析批判思维，在分析批判过程中建构起新的思想。后续的宋儒将这一哲学思维进一步推向纵深，不仅实现了传统中国知识范式的转移，使传统经典系统《五经》在获得新的阐明的同时，进一步构建起与旧经典相关联的新经典系统《四书》，注入了儒家经典的开放性，而且在阐释经典的过程中，实现了经义的型塑，获得了思想的创造，将整个儒学提升到新的理论高度。从某种意义上讲，宋明儒学之所以能对唐宋变革的重大社会转型作出有效的回应，并且引导此后近世中国的前行，正是因为宋明儒学在汉唐经学的知识传统中引入了哲学的分析与批判思维，使得传统中国的知识系统获得本质上的创新。需要指出的是，分析的、批判的哲学并不是随心所欲的，而是建立在对时代问题的深刻理解上。整个宋明儒学的思想展开，虽然在形式上寄身于经典的传释，但秉持问题意识，内容无不是来自历史与现实的思考，唯此，明体达用才会成为宋明儒学的论学宗旨。同时，分析的、批判的哲学是受制于逻辑的约束的，这可以由宋学开山胡瑗的苏湖教法中获得体会。经义并非来自师者的独断，而是以论辩的过程呈现。无论是书院的对讲，还是经典新诠中的古今对话，思想既由论辩展开，论证自然成为必需的前提。直面时代与强调论辩，使得宋明儒学的哲学方法在引导思想创新的同时，克服了玄远清谈与灵动禅悟，培植起思想及其方法的现实感与厚重感。值得欣慰的是，宋明儒学的创新并没有造成中国思想与文化的断裂，而是在转进中保持着延续。宋儒虽然在知识范式乃至精神上突破了汉唐，但是正如王安石酬答欧阳修的诗句所言，“他日若能窥孟子，终身何敢望韩公”，他们使自己的创新上溯孔孟，洋溢着引得源头活水的自我期许与自信。

　　建构理的世界与培植理性

　　从分析的、批判的哲学论辩不难理解，逻辑的力量将指向理性的诉求。确认万物存在的背后具有理据，阐明历史表象的背后具有逻辑，这正是宋明儒学被标识为理学的根本原因。宋明理学的架构是《周易》，由易学转出理学，一方面使得宋明理学的全部论述建基于自然之上，从而使理学上升为形而上的本体，另一方面迫使宋明理学的建构必须合乎理性的原则。换言之，确立一切事物背后的理，与呈现这些理的方法，具有高度的吻合性，即都依赖于人的理性的挺立。事实上，作为具有明显实践理性传统的儒学，如何从易学转出理学，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从《周易程氏传》可以看到，程颐煞费苦心地论证，虽然在易学史上存在着辞、变、象、占四种解卦方法，但唯有辞的方法足以把握卦爻之义，并能够涵摄变、象、占的方法，从而将理学牢牢地巩固在具有逻辑力量的语言上，而排斥了充满感性经验的变、象、占；而他独取《序卦传》作为释传《周易》六十四卦的基础文献，则足以保证其对易理的解释获得连续的一贯性而避免碎片化。可以说，高扬理性，以理性建构并呈现理的世界，这是宋明儒学在接续先秦儒学的基础上，创造性地以哲学改造汉唐经学，实现经学向理学转型的最显见标志，也是最根本的成就。因为这一成就，宋明理学使儒学获得了宋儒自称为“再辟”的真正复兴，更使得格物穷理的精神深入人心，化为惯习，为现代中国接引科学奠定了基础。在高标道理、培植理性的同时，别有意趣的是，宋明理学始终没有让理与理性陷入高孤，而强调理与现象世界的显微无间，理性与感性的共生同存。“活泼泼地”，这既是世界的存在，也是人的存在。理与理性的标举与培植，绝不是要丧失存在的这种“活泼泼地”的性质与状态，而毋宁要使得这种“活泼泼地”能够转经理与理性而呈现。毫无疑问，这中间是存在着张力的，并由此可能陷入更严重的紧张与冲突。为了避免这种紧张与冲突，或者为了某种理论的彻底性，宋明时期的不同思想者也自然地有所偏向，甚至不免于偏执而失中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