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之后，“大英帝国”在国际舞台渐被边缘化，但岁月沉淀下来的务实、敏锐、进取、逐利的禀赋，仍促使其不断图存求进，以在国际战略格局中寻找最佳角色。但这个欧陆西北岛国与欧洲大陆的政治与心理距离，绝非如英吉利海峡般一衣带水，近在咫尺。

　　自1963年英国申请加入欧共体迄今，这对“欧兄欧弟”围绕欧洲一体化的出与进、留与退，老戏常演，常演常新。如1972年加入欧共体后不久，玛格丽特·撒切尔就认为，英国高估了入欧之利乃“重大政治错误”；更为严重的是，国人越来越不考虑国家利益，而更多谈论欧洲的重要性。

　　1993年，经漫长的折冲樽俎，英国再次与欧盟“联姻”，但又刻意与之若即若离：不使用欧元，不加入申根；“入欧”迄今23年，经时光雕刻、岁月打磨，“一体化”概念天光云影，朱颜已改，如今张扬地宣布“离婚”，折射出其艰难心路：老牌帝国不甘以“欧洲一员”之位，受超国家组织支配。

　　回想起来，2015年5月7日，戴维·卡梅伦领导保守党赢得议会选举，为延揽反欧盟党派组成联合政府而承诺，2017年末之前就是否“留欧”公投。换言之，卡氏出于国内政治运筹的考虑，打起公投大纛。公投揭晓后，老卡以尊重民意为由离开唐宁街，似乎早做好“大不了颠”的心理准备。

　　约一年前，前保守党首相约翰·梅杰在被问及“脱欧”概率有几何时，答曰50%。此次公投结果显示，3355万张选票中的51.9%赞成脱欧。看来，梅氏的预测是准确的，作为资深政治家，摸准了本国不安分、不服气、不买账的“脱欧”群体（其中不乏政治家、战略家）的思想脉搏。尽管投票前他也极力劝说留欧，但人微言轻，回天无力。

　　从国家利益层面看，“脱欧”与“留欧”的选择，实乃复杂而巨大的“战略方程式”，涉及景气、贸易、金融、就业、所得、教育、旅游、海关、移民甚或外交、防务、反恐、情报合作等国家安全方面的诸多事务。要言之，此系国家事权，实乃运筹于庙堂之上的国之大事。

　　一般来讲，如此大事须由白厅的相关部委反复推敲、制定预案，交由议会外事委甚或唐宁街的安全内阁定调，再交由国民选择；应是由上而下的决策过程，而非自下而上、轻率地付诸一人一票。事后，英伦三岛数百万人连署要求再次公投，证明不少人对仅凭切身利益或朴素感情投票的反悔。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只能顺其自然。固然，“脱欧”不至于给英国的外部安全环境带来毁灭性影响，但新旧交替，必乱一气。自“脱欧”之日起，伦敦将忙于打离婚官司，漫长离婚路，短则两三年，长则四五年，对其国际地位、对外关系产生的影响不容小觑。

　　抚今思昔，从丘吉尔到撒切尔，再至卡梅伦政府，英国外交基本遵循“三环外交”思想：昔日牵挽美欧苏，今日携手美欧中。不论是敌我友，抑或你我他，运筹这组三角关系，需竭尽全力寻找利益与原则的平衡点，同时在三个鸡蛋上跳舞。而这正是英国外交的看家本领。

　　从对欧外交看，英国历来喜欢打欧洲牌，即谋定后动，牵线搭桥，为本国外交作最佳服务。“脱欧”之后，英必须思考如何重新构筑与欧盟乃至对德法意等国的双边关系。

　　在对美外交上，英国仍将致力于保持“特殊关系”，为其对欧、对华外交服务。英美围绕“跨大西洋经济贸易协定”（TTIP）等方面会有龃龉、鼓点不一，但不致有太大折腾。

　　展望中英关系，两国“站在合作的黄金十年边缘”。这种战略态势，乃伦敦基于全面中国观毅然拍板使然，亦受益于双边关系内在动力推进，两国关系不会一“脱”就变。

　　（作者系第十届、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著名国际问题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