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预算法和问责考核制度管不住政府“任性”借钱?究其根本，在于分税制的财政体制改革后，大量财权上收中央，较多事权下放地方。地方政府“缺乏稳定收入”“财政转移支付不足”的同时，教育、医疗、民生工程、社会福利方方面面都需地方政府投入。谋发展、惠民生、展政绩等压力驱动地方政府举债筹措资金。

　　预算法规定，只有国务院批准的省级政府才可以举债，规模须控制在国务院规定的限额内，借来的钱只能用于公益性资本支出。可是，地方政府有些支出存在“难言之隐”，如急需资金举办大型群体性活动、支付拖欠的工程款或养老金时，可能不满足法定的举债要件，从而催生游离于财政预算之外的违规举债、“明股暗债”等“地下”举债行为。

　　“地下”举债行为一方面使政府举债决策缺乏科学规划和有效论证，更多体现为长官意志，举债规模难以控制;另一方面，由于对“地下”债务缺乏分类和认定的明确规则，究竟地方政府欠了多少钱，众说纷纭。如何采集地方债务数据?统计口径是什么?地方债在政绩考核的权重占多少?尚没有明晰的标准，导致政府债务问责考核沦为“纸老虎”。

　　遏制日益膨胀的地方债务，应严把地方举债源头，规范举债预算程序，建立起规范科学的地方政府融资举债机制;明确政府债务由财政部门统一归口管理，具体负责政府债务的统计、债务资金的使用、债务信息公开等，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同时，明确对“地下”举债行为的问责主体，推动行政问责和司法问责衔接，将各种“地下”举债行为引导到阳光下，纳入制度硬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