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现代性自产生以来就对非西方世界的落后地区和国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的中国，百年来所遭遇的挑战和文化危机，除经济政治等因素之外，亦有深层的文化因素。这背后存在一个19世纪以来西方现代世界对自身文化的普遍性认识与表述问题，其文化逻辑是“一个把自己和世界等同起来，把世界视为自身内部的经济、政治、法律和价值观念体系”，并迫使后发现代化国家和地区在接受其经济优势的同时接受其政治、文化的主体性。因此，当前中国所遭遇的挑战与西方世界对自身文化普遍性的理解和表述有着内在的、必然的逻辑。研究西方现代性所内蕴的普遍性文化逻辑，并在此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西方现代文化的普遍性逻辑进行批判，就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西方文化自我表述为一种普遍性价值

　　西方现代世界对自身文化的普遍性认识和表述是随着西方现代性的扩张和发展确定起来的。这种自我表述从启蒙开始，并经历了现代性的高峰期，在当前全球化和后现代时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合法性”或普遍化。一般认为，所谓“现代性是指启蒙运动以来的资本主义历史时代及其基本原则”。广义的现代性也包括同资本主义精神紧密相关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和整个社会制度、思考与行为模式以及生活方式。

　　19世纪以来，西方世界借助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凭借在技术、制度等方面的优势，对非西方世界的国家和地区实行强势的文化扩张，意欲树立文化霸权。因而西方现代性自产生伊始就具有扩张倾向。具体说来，这种倾向表现在文化上，就是西方现代文化自认为代表着一种普遍性的价值，并成为世界文化先进与落后的判断标准。这也意味着，对于非西方世界或后发现代化国家而言，伴随着西方现代性的扩张，面对的是“包含着一种将价值、利益和意义领域里的西方关于自我的认识和表述作为客观历史领域里的普遍性强加给他人的过程”。

　　在此基础上衍生的西方现代文化或西方世界文化，是一个把自己和世界等同起来的文化概念，它把世界视为自身内部的经济、政治、法律和价值观念体系。由于这种文化概念存在以其普遍性和自我中心主义，排斥任何“异己”和“他者”独立发展其文明体系的合理性或合法性，或者直接将“他者”吸收、涵盖为自己文化内部一种边缘化的亚文化的倾向，从而对所有现存的社会形态和文化主体意识都提出了挑战。正如斯宾格勒所言，西方文化是一种全面综合的文化。基于这种文化的普遍性认识，在20世纪末，西方现代文化借助全球化的趋势，更进一步把自己表述为一种具有普遍主义意识的价值观。西方现代文化所体现的这种内在普遍性逻辑，是“伴随着现代性的扩张，通过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的哲学话语确定下来的”。这个发展过程是西方文化不断扩大自己的文化内涵和外延的过程。我们还应注意到，随着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一些西方民族国家或国家集团正力图把自己的社会理想作为国际法的价值准则在全球范围推行。在这种背景下，其实质是一种对“他者”的干涉企图和“意识形态挑战”，目的是追求一种以西方现代文化为基础的文化认同或价值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