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文化悠久，教育传统深厚，各类教育遗产极为丰富，这是中华文明一笔珍贵的精神财富。与此同时，随着人们对世界遗产认识的不断深入和拓展，将“教育的遗产”作为世界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进行考察，日益成为一个值得不断探索的研究领域。

　　一方面，我国“教育的遗产”的绝对数量非常之大。仅以古代的教育遗产为例，据记者统计，已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者便已逾百，如果加之已列为省市县等各级保护单位的，以及未列为各级保护单位的“教育的遗产”，其数量应当是较大的。

　　“教育的遗产”有很多与古代重要的教育家和学者有关，如陕西省的太史公祠（司马迁墓和祠）等、河南省漯河的许慎墓、福建省南平的朱子墓、贵州省与王守仁龙场悟道有关的阳明洞和阳明祠等（以及浙江省宁波的王守仁故居）、江苏省昆山市的顾炎武墓和顾炎武故居，等等，都属珍贵的“教育的遗产”之列。

　　此外，中国古代的传统学术不局限于儒家一家，还有更为丰富的内容。我国本土的道教、苯教等都有自己悠久的学术传统，传入中国的佛教、伊斯兰教与中国儒道文化相结合也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流派，并留下了具有学术内涵的“教育的遗产”。以西安为中心的关中地区即是一个典型，它在一定意义上能反映中国古代传统学术的概貌：这里既有三论宗、唯识宗、华严宗、净土宗、密宗、律宗等佛教诸宗派的寺庙遗产，而长安的草堂寺、慈恩寺、兴教寺等与一般寺庙不同，不能仅被视作普通的宗教文化遗产，其与中国传统学术紧密相关；也有与伊斯兰经堂教育有关的“教育的遗产”，经堂教育将伊斯兰教以清真寺为中心的教学形式与中国传统的私塾教育结合，发轫于渭城，大兴于西安；还有与道教重要学术传统有关的全真派的祖庵、楼观派的楼观台以及关中最东端的华山派的华山宫观，等等。可以说，目前而言，我们对儒家以外的中国古代传统学术及其遗产有待进一步了解，从中国古代学术传统的视野来整理“教育的遗产”很有必要。

　　另一方面，就现状而言，中国的教育的遗产亟待加强保护和研究。仍以孔庙为例，山东省还保留着曲阜孔庙、尼山孔庙、泰山孔庙等几所重要的孔庙，但是泱泱齐鲁之邦仅存这几个孔庙，不免令人嗟叹。宋明以来，全国书院林立，成为传承古代教育和学术的文化场所，但是现在保存较好的极少，有的地区进行书院研究只能将文献研究作为主要方式，比如四川地区古代文教比较发达，曾经有众多书院，但是石室、沧江、鹤山、锦江、尊经等重要的书院都已不存。又如古代科举制度文化遗存，以北京而言，国子监保存尚较为完整；贡院遗址几经变迁，如今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办公地，在一定意义上可算是对教育和学术传统的某种延续；翰林院曾以巨量藏书著称，珍藏着《永乐大典》和《四库全书》的底本，不幸在1900年被焚毁，现在尚余少量建筑。因此，对中国的教育遗产进行全面清点、整理、保护和研究是很紧迫的。

　　来自于研究对象直接赋予的心灵感受常常是深刻而有力的。北京大学教授李零在《孔迹：大地上的<论语>》中写道，“我除了读书以外，一个很大的愿望就是沿着孔子走过的地方走一圈，看看孔子曾经生活过的、旅行过的地方是什么样子。”“我读《论语》的方法是追随司马迁，把《论语》当作一个历史性的东西来读，通过这个书来了解孔子的一生是怎么样的。”“在这个路线上，我看到了很多孔子时代的古城。没有想到的是，孔子所生活、走过的几乎每一座古城都还在地面上有所保留。你站在上面的时候，就有一种历史沧桑感和心灵的震颤。这些古迹其实就是真正的古迹，他们是和孔子同时代的，甚至是比孔子还早的古迹。孔子确实就曾站在那样的城墙前面！”

　　可以说，“教育的遗产”对当代学者的影响不容小觑。史学研究者来到太史公祠，中国古文字研究者来到许慎墓前，佛学研究者瞻礼鸠摩罗什舍利塔所在的草堂寺，来到玄奘师徒译经讲学的慈恩寺和兴教寺，从事宋明理学研究的学者来到朱熹讲学的白鹿书院或者王守仁悟道的阳明洞等，这种直接的心灵感应和精神传承，对于学术研究应当是极为重要的。

　　最后，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从学术传承的角度而言，“教育的遗产”涵盖范围很大，在全国重点保护文物单位之外还有很多，其价值不容忽视。以两个古代的“教育的遗产”为例。一个是“稷下学宫遗址”，作为先秦时期中国学术的中心之一，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受到海内外从事先秦思想研究学者的重视，虽然遗址的位置还有待研究确认，淄博在“疑似”遗址附近树立了石碑，作为一个象征性的符号。另一个是拉萨市郊的桑普寺，记者2011年初春时曾经到访，其现存规模较小，但历史上极为重要，曾经规模上万人，号称“西藏那烂陀”，是藏传佛教学术传统中的重镇，虽然今非昔比，但仍具有很高的声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