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历史文化词条14

　　三燕 两晋时期，慕容鲜卑在上辽河和大凌河流域活跃并发展了近300年，先后建立前燕、后燕和北燕政权。三燕时期，汉文化与鲜卑文化深度融合。

　　记者陈琳琳

　　作为北方政权，契丹辽朝对中国的一大贡献是推行“因俗而治”管理体系，启发了后人的治国智慧。在辽宁省博物馆3楼辽金时期展馆内，展示有两幅巨型壁画，就像无声的老照片，鲜活而逼真地反映了辽朝南北两面官制度下与众不同的社会面貌。

　　具有开创性的国策

　　阜新关山4号辽墓出土了两幅巨型壁画，壁画内容为墓主人出行时的情景：南壁为汉人队列，共绘14名汉官和一匹白马，朝墓外方向而行；北壁为契丹人队列，共绘14名契丹人、1辆驼车以及若干马匹。壁画内容丰富，人物栩栩如生，体现了以南北两面官制为核心的“因俗而治”国策下辽朝人的社会生活。

　　辽太宗耶律德光在位期间（公元927年—947年），辽朝的领土已经北至胪朐河，南至白沟，西至金山，东至于海，“幅员万里”。当时，辽朝境内汉人的人口数量已经很多。诸多的汉人，一部分是因避唐末战乱主动北逃草原的，一部分是被南下的契丹军队掳掠而来的。

　　“让汉人管理汉人，是辽朝建立之初就有的一个创举。”辽宁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张国庆对南北两面官制有深入研究，据他介绍，受当时社会历史背景决定，辽朝统治者按照“国制”（契丹旧制）或“汉制”（中原唐制）中任何一种方式进行管理，都有可能产生不可预见的统治混乱。当时草原游牧的契丹人与中原农耕的汉人之间接触较多，契丹社会内部已经有了接受汉族文化的苗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和他的接班人辽太宗耶律德光，基于对中原汉文化的了解与认同，意识到向汉儒文化学习的重要性，便决定实施“因俗而治”的国策，让各族民众各安其业、和平相处，以实现契丹游牧文明与汉族农耕文明协调发展的目的。

　　为了实现这一构想，辽太宗耶律德光及其后继者辽世宗耶律阮先后对契丹辽朝的官僚制度进行了改革，制定并完善了南北两面官制，南面官依据“汉制”（中原唐制）管理从事农耕的汉人和渤海遗民；北面官以“国制”（契丹旧制）统治草原游牧的契丹人和其他游牧民族。

　　任用汉人管理汉人

　　说起辽朝的南北两面官制，不能不提一个名叫韩知古的汉人。

　　韩知古是辽朝最早受到朝廷重用的汉人之一，而他的家族也是辽朝第一汉族显贵，他的孙子韩德让甚至一度掌握了辽朝的实质大权。韩氏家族在辅佐辽王朝九帝200多年的历史过程中，为大辽王朝的建立、发展和强盛，为辽文化的形成、发展和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可以说这一家族与大辽王朝同兴衰、共荣辱。

　　韩知古6岁时被掳到北方，但因祸得福，后来作为陪嫁的奴臣，随述律平（淳钦皇后）一起进入辽朝皇宫，得到耶律阿保机的赏识，成了高级参谋。此后，耶律阿保机又委任他担任总知汉儿司事，负责管理境内的汉人和制定礼仪等。

　　不过，契丹境内日渐增多的汉人以及汉文化的冲击，耶律让阿保机有些始料不及。而契丹辽地客观存在的地理环境和契丹人“车马为家”的生活习俗，以及长城内外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巨大差异，也让耶律阿保机不可能完全复制汉人的生活方式。于是，他接受汉人谋士韩延徽的建议，建立了许多州县城堡，将汉人集中起来，保留他们原有的生产与生活习俗。其中，“头下军州”便是辽朝特别设置的一种地方行政机构。《新五代史》卷七二《四夷附录》就提到了耶律阿保机建立州县的情况：“是时，刘守光暴虐，幽、涿之人多亡入契丹。阿保机乘间入塞，攻陷城邑，俘其人民，依唐州县置城以居之。”

　　为民族融合创造空间

　　南北两面官制是契丹辽朝一项非常重要且颇具特色的政治制度，它对辽朝的统治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张国庆从以下两个主要方面做了概括：

　　其一，以南北两面官制为核心的“因俗而治”国策的制定与执行，促进了辽朝物质文化，即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契丹人在辽朝建立以前，主要采取的是奴隶制的掠夺式经济，从事游牧，辅以狩猎，食兽肉，衣兽皮，以车帐为家，经济发展比较缓慢。辽朝建立以后，特别是采取了以南北两面官制为核心的“因俗而治”国策后，各族民众和谐相处，农业、畜牧业、手工业等诸业生产得到均衡发展，物质文化大发展，经济成果十分显著。

　　其二，以南北两面官制为核心的“因俗而治”国策的贯彻执行，也促进了辽朝思想文化的迅速发展。契丹兴起之时崇信以自然崇拜为核心的原始宗教，后来又有佛教传入契丹。辽朝建立后，特别是在以南北两面官制为核心的“因俗而治”国策制定后，开始转向信奉儒学。为扩大儒学的影响，辽朝统治者不仅设立了国子监、国子学等，聘请汉儒为其讲学，而且还倡导“华夷同风、汉契一体”，主张尊孔重儒。因而，以儒、佛为核心的多元文化成为辽文化的主体。

　　总之，以南北两面官制为核心的“因俗而治”国策的贯彻执行，为辽朝社会的进步和经济、文化的大发展，创造了一个非常宽松的政治环境。

　　10至12世纪的辽朝之所以在中国北方大地上存在了200余年，主要原因就是辽朝统治者在“因俗而治”国策指导下，既保持了契丹草原民族游牧文化（主尚武），又积极学习并吸收中原汉儒文化（主崇文），并使两种文化有机结合，取长补短，更好地解决了境内多民族杂居产生的各种复杂问题，为各民族之间的和平共处、共同发展提供了一个和谐良好的生存空间。这也是辽朝为后世社会发展提供的借鉴和参考之处。

　　延伸

　　金代坚持借鉴吸收

　　女真灭辽，辽亡金兴。

　　女真金朝的官僚制度，从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开始建设，经太宗、熙宗和海陵王，到金世宗完颜雍时，已趋完成。

　　金朝的官制，既有对女真人部落旧制的沿承和扬弃，也有对辽朝和北宋官制的借鉴与吸收。

　　金朝的中央官制，经历了由初期的“勃极烈制”向集权制的转化。所谓“勃极烈”，为女真语“官长”之意。以完颜氏为核心的女真大部落联盟首领即称“都勃极烈”。完颜阿骨打称帝建国，便设若干“勃极烈”，以辅佐他共掌国事。完颜阿骨打曾任命其弟完颜吴乞买（金太宗）为“大勃极烈”，皇帝率军出征，“大勃极烈”在朝居守，始开皇储为“大勃极烈”之先河。

　　“勃极烈”官制带有浓郁的女真贵族议事会残余，位尊权重，对皇权的威胁很大。随着金朝社会的发展，以及受辽朝和北宋官制的影响，金朝皇权的集中趋势日益明显。“勃极烈”制与集权制矛盾的凸显，是“勃极烈”制走向衰亡的主要原因。最终，金朝汉官制度确立，中央集权得到了加强。

　　太祖、太宗时期亦曾实行过汉官制，但目的是为笼络和安抚投降金朝的辽和北宋汉官，大都因人而设。熙宗即位后，为加强皇权，清除异己，便主动借鉴辽朝和北宋官制，改革旧制。中央设三师、三公，以三省为最高决策机构。至天眷元年（1138年），最终废除了“勃极烈”制，中央确立了统一的三省六部制。海陵王上台后，为进一步加强皇权，颁行正隆官制，以尚书省主全国政务，以元帅府为枢密院掌军事，再次限制了女真贵族权力。到金世宗时，又对正隆官制稍加调整，至此，比较完善的金朝中央官制定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