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以来，文学研究的视域日益拓展，其中，晚清民国诗词研究越来越引发学者关注。近年晚清民国诗词研究呈现蓬勃发展的局面，海内外研究成果不断增多，研究队伍不断壮大，多学科、多领域学者介入为研究带来了新气象。近日，记者采访了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彭玉平，他同记者畅谈了晚清民国词学研究的历史、现状与未来。

　　中国社会科学网：近年来，海内外学者对于晚清民国诗词的探讨越来越多。不仅仅是国内的很多硕士博士以此为选题，2012年年底在台大也召开了一次以晚清民国各类抒情文体研究为主题的学术研习营，是不是可以说，进入新世纪以来，晚清民国诗词研究已成为诗词研究的一个热点呢？

　　彭玉平：这一热点确实客观存在。应当说是一种学术的时代转移，在最近一段时期，晚清民国的诗词研究比较热门。有这样几个标志：第一、相应的学位论文越来越多，民国的文学观念、文学现象。包括文学家、文学著作的专题研究都有所增多。这是一个数据；第二、报刊上发表的晚清民国的诗词文类研究的数量也很可观，比如《文学遗产》每一期都有近代诗词文的研究；第三、晚清民国诗词的研究团队并不是一个零散的组织。比如中国近代文学学会担当起了组织近代文学研究，集体攻关的任务，而且定期举行学术会议，就近代文学的热门话题展开研讨。同时还有另外一些近代文学相关的学术会议。这是从外在现象来谈。

　　从内在方面来说，近代文学的学者也已形成了一个庞大且高端的队伍。一流的名家加入了近代文学的研究当中来，比如林玫仪、施议对、张宏生等。还有具有一定研究实力的学者也制定了长期从事近代文学研究的计划，比如南师大的曹辛华。晚清民国的诗词研究已经形成了一个名家带头，骨干发力，青年学者紧跟其后的局面。这对于学术研究来说是最好的格局，近代文学的研究前景很令人期待，应该会引起学界的高度关注。这是因为近代与当代在时间上相隔不远，对于学者来说不会有太多时空上的隔膜。

　　中国社会科学网：您说的近代文学包括哪些方面？除了诗词，还有哪些文类？

　　彭玉平：还有很多，比如小说、戏曲。华南师大的左鹏军教授一直在做近代戏曲史料的文献钩沉工作。小说方面，晚清的谴责小说、新小说也一直有人在做，复旦大学黄霖先生及其弟子便多这方面的成果。

　　中国社会科学网：能否介绍一下学界民国词的研究现状？

　　彭玉平：苏州大学的严迪昌先生可说是晚清民国词研究的拓荒者，当然这是对于现代学术史而言。另外像钱基博，他的《现代中国文学史》也有比较多的涉及。事实上，晚清民国词的研究在晚清民国时期就同步展开了，他们已经研究他们的当代文学了，不是现在才开始关注的。之后晚清民国的研究一直是断断续续，到20世纪后期，介入的人就慢慢多了一点。就词学来说，比如《人间词话》的研究，以及《白雨斋词话》、《蕙风词话》等晚清词话的研究，还有关于晚清四大家的研究，像龙榆生、夏承焘、唐圭璋等名家都有关于晚清民国词人和词集的研究著述。唐圭璋就写过很多篇，比如端木埰，吴梅，乔大壮，基本上是他的师友。龙榆生写过清季四大词人，收在《龙榆生词学论文集》里面。

　　在20世纪的后期和本世纪的前十年，研究近代文学的风气就越来越盛了。在词史方面，比如朱惠国的《中国近世词学研究》，杨柏岭的《晚清民初词学思想建构 》，都是关于晚清民国词的整体性研究。还有孙克强对晚清文学文献的收集、整理，都很有成就。像林玫仪、吴熊和关于朱祖谋、关于浙江地域性的词派研究，在上个世纪后期都已经完成了。所以近代词学从整体研究到个案研究，从流派研究到地域研究，在每个领域都有重要成果。这都是我们把晚清民国词研究向前推进的基础。

　　我本人也在04年申请了教育部的重大项目“晚清民国的词学研究”，已经结项。我比较侧重于理论，比如近十年研究王国维。再之前是关于陈廷焯，我最近编了本《白雨斋诗话》，把他早年选本的手稿上面的评语摘录下来，凤凰出版社即版。另外，我对朱祖谋、端木埰、詹安泰也做了一些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网：是否可以介绍一下进入本世纪以来民国词研究有何新进展，比如新方法、新视角、新成果？

　　彭玉平：我审阅过很多关于晚清民国词研究的学位论文，主要是博士论文。目前的晚清民国词研究在体系化、规模化上还有待加强。零散的研究居多，如何将其聚合成有体系、有规模的研究，是未来几年需要考虑的问题。因为标志性的成果往往以体系化的形式呈现出来，可能需要有一个规划，但目前似乎每个学者都只研究自己关注的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网：是不是个体研究比较多，忽略了词史梳理呢？

　　彭玉平：是的。我认为一部民国的词史或词学史应当早些出现。但不是说那种两三年写成的学位论文，其他的事情可以赶时间和进度，唯独学术研究需要沉潜的功夫，这件事需要有有较高学术涵养的人去做，然后才能做到一定的深度和高度。我所期待的不是那种简单的汇集，而是那种势大力沉的著作。这样一部著作，如果是个人力量来写，可能需要十年或更久，如果是集体来写，则要克服水平不均衡的问题。目前，就我所了解的情况来说，林玫仪在做晚清民国词学文献的辑录工作，曹辛华也在做相关的工作。

　　中国社会科学网：那么，就目前来看，晚清民国词的研究是不是以青年学者为主，老一辈学者做的比较少？比如南大的张宏生老师，似乎还并没有将主要的关注点放到晚清民国词上面？

　　彭玉平：对，张宏生先生目前主编《全清词》，主要精力放在清代上面，对于晚清民国词研究尚未全力为之，但也很可能会延伸到这一时期，他的文献功夫与理论素养都堪称上佳。目前全力为之的人其实不多。我参加过几次近代文学会，其中研究词学的也比较少。

　　中国社会科学网：那您对海外近代词学研究是否了解？

　　彭玉平：厦门大学黄鸣奋先生写过一本《英语世界中国古典文学之传播》，由此可以了解东亚、欧美对中国近代文学关注的点。我了解的日本一些学者，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一直在关注近代的文学研究。美国的李又安花几十年时间翻译《人间词话》，还有周策纵也有相关研究。耶鲁大学的孙康宜也有关于近代女性文学(包括词)的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网：海外汉学研究的一个特点是善于运用西方的理论，您对此作何评价？

　　彭玉平：在中国存在着一个尴尬问题，这源自于20世纪八十年代，当时新的方法和理论一时很热，用西方理论研究中国古典成为一时风尚。但时间过去以后，学术史沉淀下来，大家回看这一段，就发现有的理论未必适合中国。另一个问题是，用西方理论研究中国古典的学者对西方理论的本体了解还不透彻，因此研究中出现了一种简单的比附现象。所以中国古代文学学界的总体上还是采用比较传统的方法居多。有一些文学研究采用现代的理论，这可能源自于文艺理论的学者。他们的研究角度与专门的古代文学学者有一点差别。所以古代文学学科在研究方法上比较正统，甚至说比较保守。

　　中国社会科学网：张宏生老师《诗界革命：词体的“缺席”》探讨了晚清词体的变革，认为“诗界革命”的参与者们所创作的词很少受到他们革命的口号影响。您认为在时代的现代化转型趋势下，词的文体是否也发生了相应的转型呢？

　　彭玉平：我写过一篇《民国时期的词体观念》，发表在《文学遗产》上，就是探讨这个问题的。我认为诗界革命在诗歌领域轰轰烈烈地兴起，而词体就比较复杂一些，主要存在着两种趋势：一种是传统的词学家，他们固守传统，不主张变革。另一种主张词体变革，以叶恭绰、龙榆生和当时的音乐家为代表，创制新体乐歌，因此词体的领域并非没有变革，只是滞后的变革。那么革命之前呢，革命的意识也是作为一种潜流在发展的。比如王国维的词学就带着一定的革命性因素。就内容来说，他主张不要单纯地写人和景，要写人生普泛性的思考。这就是一种内容上的革命。胡适的《尝试集》里很多都直接用了词牌，但是用白话来填。他自己也承认，自己白话诗的创作用了很多词的音节和意象。所以诗界革命是与词交叉在一起进行的。传统的词学家有的是坚守词体，有的主张在传统词体范围内进行变革，像叶恭绰和龙榆生就提出一种新的文体叫新体乐歌。关于新体乐歌的尝试，他们联合了音乐家，也办了杂志，也尝试创作。尤其像叶恭绰和龙榆生在高校和重要城市进行演讲，推广观念，所以词的革命也是一种非常显在的现象。从暗流变为显在现象，它只比诗界革命晚了一步，绝非一潭死水。

　　我不认同诗界革命只在诗的领域，它在词的领域影响也很大，更何况诗的革命也没有离开过词。比如说胡适，他用了词的长短不同的句式，将词的韵律和意象运用到白话诗的创作中去。因此白话诗中也包含着传统词体的因素。

　　中国社会科学网：目前似乎很多学者都在讨论“旧体诗词是否可以写入现代文学史”，是不是也与此有关？

　　彭玉平：我觉得这根本是一个不需要讨论的问题。这是由此前的观念错位而造成的一种匪夷所思的现象。所谓现代文学史就是指在现代进行创作及发生发展的历史，旧体诗词如果创作于现代，当然是现代文学的一个部分，它与小说、戏曲等表现现代生活的形式的区别在于它是一种旧的文体。所以它进入现代文学史是理所当然的，这不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而是一个需要尽快拿出研究路径和方法的问题。也就是说在现代化进程中，旧文体和新文体是如何共同推进现代文学的发生和发展的。这才是最需要讨论的问题。

　　据我所知，一些研究现代文学史的学者就已经关注过这些问题，比如黄修己研究过现代文学的编撰史，十几年前就已经指出缺席了古典文学的现代文学史是不完整的。我很认同这个观点，缺席了古典文学的现代文学史不仅是不完整的，而且是不生动的，更无法展现现代文学对传统的延续性。

　　中国社会科学网：您认为处于变革时期的晚清民国词有哪些不同于其他时代的特点呢？

　　彭玉平：这一时期的诗词确实发生了一些改变，比如君国之忧一直是朝代末或者世纪初遗民和非遗民共同咏写的主题。晚清民国时期与此前的不同在于，它不是简单的在封建体制内进行朝代更替，而是对整个封建体制的大变革。这对传统文人心态的触动很大，像王国维、陈寅恪都认为中国文化的命脉随着封建体制的结束失去了承载的载体，因为传统文化是在传统的体制内运行的。那么，换了一种新的政治社会体制，传统文化如何运行呢？所以民国初年的文人大都表达了对于传统文化无法延续的担忧，这个时期的创作都也或多或少表达了这些问题。以王国维为例，他认为好的词是用五代北宋词自然神妙的艺术形式去表达宇宙人生带有普泛性的哲思。普泛性的哲思与此前任何一个朝代的词都不一样。

　　中国社会科学网：王德威在《被压抑的现代性》中有一个说法是“没有晚清，何来五四”，认为传统的文人用传统诗词应对和和解新时代，并为此做出了种种实验，您怎么看这个观点？

　　彭玉平：我很赞同这个观点。首先，这是一种时代的延续，第二是晚清对于传统文体的变革之风已经存在，它已经一点一滴地在晚清很多词学理论中体现了，是一个积累、集聚的过程，直到五四的爆发。

　　中国社会科学网：那您认为晚清民国诗词研究是放在晚清至民国的整体时间框架下研究比较好，还是将其放在晚清、民国两个时间段分开研究比较好呢？

　　彭玉平：我主张放在一起，因为这不仅是一个时间的延续，而且是一个观念的延续，在延续中创造。如果强分开来，可能有很多不合理性，王国维《人间词话》写于1908~1909年之间，辛亥革命发生于1911年。你说王国维的词学是属于晚清还是民国的呢？我认为他更具有开民国风气的意义。而且晚清四大家基本上是介于晚清与民国之间的，所以硬将其割裂开来可能反而对理解造成了人为的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