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尔巴乔夫经济体制改革失败与苏联剧变-中国社会科学网

戈尔巴乔夫经济体制改革失败与苏联剧变

2011年03月11日 13:17 来源：《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8年第1期作者：陆南泉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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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导致戈尔巴乔夫经济体制改革失败的客观因素,主要是在斯大林模式下长期成长起来的在各个领域起作用的阻碍机制。这一机制到戈尔巴乔夫进行根本性改革时作用突显出来,最终发展成为政治冲突。主观原因是在改革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失误。两方面的因素结合起来,最后导致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失败。改革失败是加速苏联剧变的一个重

关键词：戈尔巴乔夫;经济改革;失败原因;苏联剧变，

作者简介：

　　摘要:导致戈尔巴乔夫经济体制改革失败的客观因素,主要是在斯大林模式下长期成长起来的在各个领域起作用的阻碍机制。这一机制到戈尔巴乔夫进行根本性改革时作用突显出来,最终发展成为政治冲突。主观原因是在改革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失误。两方面的因素结合起来,最后导致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失败。改革失败是加速苏联剧变的一个重要直接原因,但剧变的根本原因则是斯大林模式丧失了动力机制,这种模式的弊端带有制度性与根本性。

　　关键词:戈尔巴乔夫;经济改革;失败原因;苏联剧变

　　中图分类号: D1; D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574 (2008) 01-0055-17

　　作者简介: 陆南泉,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100067)。

　　1985年戈尔巴乔夫执政后召开的苏共中央四月全会,标志着苏联根本性改革的开始。经济体制改革在某些领域和阶段取得了一些进展,一些改革政策措施得到落实,但整个改革进行得并不顺利,在不少情况下处于“空转”状态。经济体制改革最后以失败告终,成为苏联经济状况严重恶化和加速苏联剧变的重要原因之一。本文将对戈尔巴乔夫改革失败的客观与主观原因及其与苏联剧变的关系进行分析。

一、客观因素:阻碍机制对改革的影响日益增大

　　我在分析戈尔巴乔夫经济体制改革失败的原因时,一直特别重视阻碍机制[1]对改革的影响。这决不是一个空洞的理论问题,而是在斯大林模式下长期成长起来的在各个领域实实在在存在的种种阻力,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一种十分顽固、难以克服的机制。我认为,由于斯大林逝世后的历次改革并没有对斯大林模式进行根本触动,因此,这些与斯大林模式共生的阻碍机制虽然一直影响着社会经济发展和改革,但并不突出。到了戈尔巴乔夫试图进行根本性体制改革时,情况就不同了,阻碍机制对改革的阻力开始强化并最后导致了政治冲突。改革刚开始时,“党的领导层大多数持正统观点的人,总的来说承认有必要进行局部改革”,这是因为他们在改革刚开始时认为,“这些变革的主要目的是进一步加强单一的权力、单一的所有制和单一的意识形态”。而当改革深化时,特别是从准备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起,这些人看到改革的观念发生了大改变,因而对改革的“抵制也加强了,这种抵制马上显露了自己的布尔什维主义本性,即不能容忍异己思维”[2]。

　　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对经济体制改革作了估价,认为改革虽有进展,但并没有达到不可逆转的地步。戈尔巴乔夫在会上指出:“改革的进展,是否意味着到处都在全速出现好转和革命性改造已经不可逆转了呢?不,并不意味着是这样。如果我们想分析一下现实基础的话,那么我们应当承认……我们还远未消除造成障碍的深刻原因。”[3]这次会议的根本任务是要深入改革,使改革不可逆转。对此,《苏共中央二十七大决议执行情况和深化改革的任务的决议》中明确指出:“改革进程是矛盾的、复杂的和艰难的,是在新与旧的对抗中进行的,虽然出现了积极倾向,取得了初步成果,但在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方面还未发生根本的转折。阻碍机制还未彻底拆除,也未被加速机制所取代。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仍是沿着粗放道路向前发展的。”

　　应该说,戈尔巴乔夫在改革一开始就意识到了改革的阻力问题,随着改革进程的发展,这一认识逐步加深。他在1987年苏共中央一月全会上首次提出“阻碍机制”之后,在同年出版的《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又指出:“改革就意味着坚决果断地破除已形成的阻碍社会经济发展的东西,破除经济管理中的陈旧制度和思维上的教条主义的清规戒律。改革会触及许多人的利益,触及整个社会。自然,要破就不可能没有冲突,有时甚至不能没有新旧事物之间的尖锐斗争,只不过是没有炸弹的轰鸣和枪弹的呼啸声而已。”[4]他还在各种场合谈到,围绕改革展开的斗争虽然不表现为阶级斗争的形式,但却是很尖锐的。

　　(一)阻碍机制的含义与产生的原因

　　关于这个问题,从苏联领导人到学者,都没有给予统一而明确的解释,但基本含义还是比较清楚的。从戈尔巴乔夫在一月全会上的报告看,阻碍机制是指过去长期在理论、意识形态、政治、经济、组织等各个方面形成的一种阻碍社会前进的机制。后来,他对此又作了进一步论述,指出: 30—40年代形成的管理体制,越来越不起作用;相反,阻碍作用不断增长,从而形成了阻碍机制。这一机制在政治方面表现出这样一个奇怪现象:有教养、有才干、忠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人不能充分利用社会主义所提供的可能性,不能利用其实际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利,经济中的阻碍机制及其社会意识形态的一切后果,导致了社会结构的官僚化和各级官僚阶层的“不断繁衍”,这些官僚阶层在整个国家、行政乃至社会生活中都具有不可估量的影响。

　　莫斯科大学A·布坚科教授撰写了若干篇专门分析阻碍机制问题的文章,对产生阻碍机制的原因作了分析。在他看来,阻碍机制这个术语在苏联虽是不久前才出现的,但这种现象本身却早已存在。阻碍机制是由那些不能使社会主义的潜力得到充分发挥并束缚其优越性被顺利利用的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现象以及管理杠杆和体制组成的。社会主义并非一定会产生阻碍机制,苏联出现这个机制是有其原因的。它实际上是历史上形成的行政和官僚对阶级统治之曲解的副产品。在苏联,没人有意识地企图阻止社会发展,也没人专门设计这种机制。苏联阻碍机制的基础是:

　　首先,从政治关系看,由于苏联政权具有经过周密安排的职务上的等级制,再加上有一个保证国家对经济活动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实行直接集中领导的系统,从而产生党和国家职能实际上的相互重叠,难以分开,所有大权都集中在由上面任命的、不向人民负责的行政领导阶层手中。在这种体制下,本位主义和官僚主义生长繁衍,使得无论工人阶级还是全体人民都无法实现真正的政治民主,无法实现自己的国家主人地位。

　　其次,从经济关系看,名为全民所有制形式的国有制是苏联政治制度的经济基础,但这种所有制只把劳动者看作是活劳动的体现者,而不是看作它的主人。在高度集中管理国家财产的条件下,这种所有制形式的空洞性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在财产的分配、有效使用和增加方面与生产者没有现实利害关系。

　　再次,从社会关系看,整个政治经济体制是以社会各阶层根本利益一致的庸俗思想为依据的,因而对各个社会集团和阶层的利益不相同的观点持轻视和隐讳态度。

　　对阻碍机制的基础作了以上分析后,布坚科的结论是:“阻碍机制是僵化的经济形式、陈腐的政治组织体制、无效的领导方法和管理杠杆的总和,它阻碍着已成熟的矛盾的解决,使社会主义优越性得不到体现,束缚着社会主义的顺利发展并使其进步的速度放慢。”他的另一个重要结论是:“官僚主义是阻碍机制的主要社会力量。”为了理解这个结论,我们再引用另一位苏联学者莫佳绍夫有关官僚主义本质问题的观点。他在《从利益的不和谐到和谐》[5]一文中认为:官僚主义者生活在一切都颠倒过来的“办公室世界”里,他们首先是为个人“谋前程”,只关心自己在职务阶梯上的提升,以及每升一级就随之而来的物质福利和显示自己权力的机会。“当官威风”是官僚主义者相当流行的人生哲学。他们盲目相信硬性规定的形式主义化的行动以及现成的世界观和公式,在本质上他们是教条的,对变革特别反感并疯狂地加以反对。他们压制各种不听“上面”意见和富有创造精神的人,不相信劳动群众的经验及其对国家大事的思考。

　　我认为,苏联的官僚主义是在斯大林时期的政治经济体制条件下形成和滋长起来的。虽然不能说所有各级领导人都变成了以墨守成规为主要特征的官僚主义者,但也应该看到,患有不同程度官僚主义习气的人却是厚厚的一层。所以,戈尔巴乔夫执政以来一再抨击官僚主义,自有他的道理。官僚主义确实成了阻碍机制的主要社会基础。阿巴尔金在1987年5月访华时的一次演讲中,也对阻碍机制作了分析,认为:所谓阻碍机制,是指阻碍事物前进、相互作用的一系列因素,而不是个别的现象和因素。在苏联,阻碍机制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教条主义理论;二是在这个理论基础上产生的经济管理方法;三是苏联国民经济比例本身的失调;四是干部因素,主要是官僚主义。对此,本文不作详细论述。

　　(二)阻碍机制的表现

　　戈尔巴乔夫改革遇到的阻力是多方面的,表现形式也是各种各样的。改革的阻力是阻碍机制的具体体现,正如戈尔巴乔夫所说:“阻碍机制的具体体现者在反抗,而无所事事、漠不关心、懒惰散漫、不负责任和经营不善也是一种反抗。”[6]现在苏联“正在就改革遇到的阻碍进行激烈辩论。人们感到担心的是,苏共中央一月全会和六月全会的革新决议在实际贯彻中进展缓慢,困难重重”。[7]

　　1·来自中央领导层的对改革的不同认识

　　苏联从领导层到学者,在公开场合一向否认苏共中央领导层不存在一个改革反对派。例如,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就说过:“我们这里没有人从政治上反对改革方针。”[8]在第十九次全苏党代表会议上,苏共中央书记利加乔夫在发言中说:党的高层领导“是团结一致的,既没有保守派,也没有改革狂”。苏联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普里马科夫在1987年3月访华时的一次发言中说,在苏联并没有改革反对派,他举例说,在苏共中央一月全会上有34位代表发言,没有一个发言者是反对改革的。

　　普里马科夫所举的例子也许是真实的,但并不能以此证明苏共中央领导层对改革的认识是一致的,在改革的做法、进程等方面的观点是相同的。据各种材料来判断,中央领导层在改革问题上的矛盾不仅存在,有时还很尖锐。戈尔巴乔夫的每次报告和讲话,往往都批评阻碍改革的保守势力,把保守势力作为抵制改革、反对改革的代名词。保守主义者对当时苏联改革的认识是:改革是整容修理,是粉饰门面,是对现有机制的某种“小调整”;现有机制虽然运转不灵,但总还是在运转,而新机制会带来什么却不清楚。对保守主义者来讲,改革步子迈得大些,对旧体制作根本性改革,对社会主义一些原则性问题进行反思,就意味着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正,意味着放弃社会主义。

　　我认为,在改革开始阶段,苏联最高领导层在改革问题上的矛盾是非本质的,只是表现为对改革的速度、范围等看法不一。但随着改革的深入,分歧的性质也逐步发生变化,这突出表现在改革指导思想的分歧上。戈尔巴乔夫等认为,要进行根本性改革,就必须对社会主义的一些重要原则进行再认识,这必然涉及斯大林问题。另外,为了发挥和调动人的积极性,就必须实行民主化和公开性原则,另一些人则反对这样做,认为这会引起思想混乱,否定社会主义。他们还担心会从公开性的瓶子里会放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妖魔来。

　　2·来自权力之争方面的阻力

　　改革涉及到权力再分配,往往会遭到一些人的反对抵制,这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会碰到的问题。但在各个国家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会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从戈尔巴乔夫头几年来的改革情况看,这方面的阻力主要表现在:

　　(1)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人中,不少人害怕因根本性改革而失去权力。苏联经济改革的趋势是不断扩大企业权利,实行企业自治,加强经济民主管理,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这必然要求扩大企业领导的权力,从而使党务干部的权力大大缩小,所以这些党务干部对改革持消极态度。

　　(2)中央管理机关的阻碍作用。在苏联,几十年中发展起来的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已根深蒂固,纵横交错,它本身就是进行根本性改革的主要障碍之一。反映集权意志的原中央经济管理机关,十分习惯地、顽固地和本能地在起作用。它们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不断提出对经济集中控制的要求,不愿放弃权力,总认为没有原来的一套领导方法一切都会变得很糟,管理部门将不能正常发挥作用。

　　(3)行政管理机关臃肿,人浮于事,是改革的另一个主要障碍。在过去的旧体制下,逐步形成了庞杂的管理机制,习惯于行政命令的工作方法,文牍主义和官僚主义泛滥,往往不能切实有效地进行工作和解决问题。而现在的根本性经济体制改革要大大精简行政管理机构和裁减行政人员,因此人数众多的各级行政官员的权力将被剥夺,他们接受不了,于是就紧紧抓住过去的东西不放,对改革和新思维持消极态度。这些干部的信条是:“宁可安安稳稳坐办公室挣150卢布,也不愿为500卢布累断了腰。”

　　(4)此外,在旧体制的长期培养下,出现了一大批富于惰性的干部。这些人习惯于机械地执行上级下达的任务指标,例行公事,用行政命令领导经济,害怕为自己的行动承担责任。要改变工作方法,对这些人来说是十分困难的。从管理素质来说,具有积极的经济思维方法的领导干部只占四分之一。

　　3·来自部分企业领导人的阻力

　　在勃列日涅夫时期,企业领导人一直被视为最支持改革的阶层,当时他们要求扩权,反对上级对企业的种种限制。但现在要进行根本性改革,企业要实行自负盈亏,自筹资金,大大增加了企业的责任,这使一部分企业领导人害怕起来,感到风险和责任大,不希望进行大的改革。另外还应看到,在企业这一级还有一个实际问题,即不少企业经营条件不好,长期亏损,不可能在短期内做到自负盈亏,从而使这些企业的领导人更害怕大的改革。

　　1987年5月25日,苏联《真理报》用一个整版摘登了各阶层人士给苏共中央和戈尔巴乔夫的信。不少信中揭露了基层企业领导人抵制改革的做法:一是把改革停留在口头上,等待观望,有时用时髦的口号掩护自己,使改革在企业处于空转状态,结果丧失了宝贵的时间。二是对中央的有关改革决议持消极态度。有的企业领导人说:“他们说得容易,他在那里说,我得在这里和工人一起干。”三是借口目前只是搞试验而对基层企业的民主选举毫无热情,即使搞选举也往往流于形式,有时变成一场闹剧。

　　4·来自部分劳动群众的阻力

　　苏联报刊摘登一位读者来信说:“人民没有把党所开始进行的改革当作自己的切身事业,没有为实施改革承担责任。许多人对党的号召无动于衷,这似乎是一种普遍的气氛。”[9]《旗帜》杂志主编Г·巴格拉诺夫指出:人民是赞成改革的,然而不少人在等待着,看看改革能取得什么结果。

　　苏联产生上述情况,可能有多方面的原因:一、随着改革的深入,越来越涉及千百万人的切身利益,涉及整个社会,但人们还没有很好地弄清楚已开始的改革的实质和意义,特别不清楚改革后自己在利益、社会地位方面将发生什么变化,所以很多人持观望态度。二、长期以来,相当一部分劳动者已习惯于吃“大锅饭”,搞平均主义,习惯于在劳动中懒懒散散,不愿受劳动纪律约束。改革必然要求改变上述情况,而这些人并不想很快改变原来的习惯。三、广大居民当时的生活水平虽然赶不上西方国家,但可以说也过得较为舒适,达到了小康水平。因此,人们不太想为多挣几个卢布而紧张劳动,而且即使多挣了钱,也买不到自己需要的高质量商品。这也造成一些人对改革持消极态度。四、人们没有从头几年的改革中获得明显实惠。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它大大影响了广大群众参与改革的积极性。戈尔巴乔夫执政以来,虽然一再强调要改善食品供应和住房条件,但进展缓慢,特别是食品供应令人失望,日用品供应也很多短缺。

　　总之,不少人对当时进行的根本性改革尚缺乏思想准备和充分认识,因此对改革的态度也各不相同。根据当时戈尔巴乔夫谈及人民对改革持不同态度的各种材料,有人加以归纳,大致有以下八种态度:一、理解、拥护改革并“热情地投入工作”;二、理解、拥护改革,但不主张“转得太急”;三、赞成改革,愿意参加改革,但是“从纯消费的观点看待改革”,“用眼前的好处衡量改革”;四、赞成改革,但“不知如何以新的方式工作”;五、“支持新办法”,但却认为“搞改革的不应该是他们,而是上面的某个地方,是另一些人,即党政机关、经济机关、其他部门、协作企业、相邻的车间、畜牧场或建筑工地。简言之,是所有的人,惟独没有他们自己”;六、公开反对改革,并真心认为彻底改革是向资本主义倒退;七、“清楚地了解什么是改革”,“知道后果如何”,但却“不接受改革”;八、等待和观望,甚至不相信改革能取得成功。

　　阿巴尔金认为,部分群众的消极态度对改革是十分不利的,但要改变这种情况也是十分困难和复杂的,需要有个过程。另外,改变消费结构和消费政策,使劳动者在消费方面有新的追求和刺激,不断缩减社会消费基金,扩大付费范围等,这是更为复杂和冒险的事。

　　5·来自“左”的僵化理论和思想方面的阻力

　　在改革过程中,戈尔巴乔夫一直大力宣传新政治思维,要求人们改变旧观念、旧意识、旧习惯,一再强调要抛弃教条主义、官僚主义和唯意志论。应该说,改革的头几年在这方面取得了不少进展。阿甘别基扬认为,目前“精神领域的改革正以超越的速度发展着”。我认为这个说法是符合当时苏联情况的。但这远不能说,经过头几年的斗争已经克服了“左”的教条主义。应该看到,对苏联来说,教条主义、旧的观念和意识形态一直是阻碍改革的一个重要因素,它处处时时在起作用。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雅科夫列夫在一次讲话中指出:改革已经两年多了,希望对社会上正在进行的过程和新观点的性质进行科学分析和理解,然而处在进步前哨的社会科学有时却是保守主义的前哨和教条主义的保护者。他批评理论工作者落后于改革实践[10]。

　　由于根深蒂固的教条主义和旧传统观念,对苏联几十年来第一次提出的思想观念上的社会主义多元论,不少人毫无准备,很不习惯。戈尔巴乔夫对这些人作了以下描述:

　　“直到现在,我们还听到和读到我们的某些正人君子的严厉指责。有这样一个迂腐的‘正人君子’,一边走一边用手指着两旁说,这里乱七八糟,那里不成体统,这里不足,那里不够。当有人开始做一件有益但不寻常的事时,这位假社会主义者就大喊大叫:你们破坏社会主义基础!这也是改革中的一种实际情况。我们不得不同这些为‘纯洁的’社会主义而斗争的斗士们进行耐心地争论,他们把社会主义抽象地理想化,认为社会主义是‘一尘不染的’,我们不得不证明生活中没有这样的事。”[11]

　　讲到传统习惯,不能不提到苏联各阶层存在的严重依赖心理。各地方领导人什么事情都要找莫斯科解决,在一些劳动集体里流行的想法是:有领导,让领导去考虑。这种传统习惯白白地浪费了时间,延误了改革的时机和进度。为了消除改革的阻力,戈尔巴乔夫在整个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曾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提倡新思维,推行民主化方针与公开性原则,不断调整干部队伍,经常分析改革形势与矛盾,加强法制建设,努力解决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以及推行政治体制改革等。

　　尽管戈尔巴乔夫为消除改革阻力与疏通改革之路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是经济体制改革最后仍然没有取得成功,这是因为戈尔巴乔夫在改革过程存在不少严重失误。因此,要说明戈尔巴乔夫经济体制改革失败的原因,仅仅分析当时根深蒂固的阻碍机制这一客观因素是不够的,还应集中分析改革失败的主观原因。

二、主观原因:一系列改革政策的失误

　　戈尔巴乔夫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的一系列政策失误,使苏联经济在困境中愈陷愈深,是改革彻底失败的主观原因。

　　(一)在经济体制改革起始阶段,实行加速战略是走错的第一步

　　由于长期片面发展重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使苏联的国民经济结构严重不合理,成为一种畸形的经济。重工业过重,轻工业过轻,农业长期落后,成了影响经济正常发展、改善市场供应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一个重要因素。十分明显,在这种条件下,应当在推行根本性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下大决心和采取重大战略性措施调整不合理的经济结构,在改变旧经济体制模式的同时及时改变发展战略,使后者与前者相适应并为前者创造有利条件。但是,戈尔巴乔夫在执政后不久召开的苏共中央四月全会上,在分析如何克服经济困难时却提出了加速战略的思想。1986年2月召开的苏共二十七大,正式提出并通过加速战略方针。戈尔巴乔夫虽然强调说加速战略不是粗放的、纯数量的和速度上的加速,速度上的加速要在集约化的基础上来实现,但从实质上看,加速战略的重点仍是速度。

　　现在回过头来看,戈尔巴乔夫的加速战略失败和造成的消极后果是:第一,加速战略的主要目标是增强苏联的国力,而并不是调整经济结构,缓解紧张的市场,满足人民生活的需要。正如苏联一些经济学家说的:苏联经济的发展政策仍是背离“一切为了人的福利”这个口号的,变形的国民经济结构是“背向人的”。第二,从当时苏联经济发展的现实看,加速战略与经济结构的调整政策存在着尖锐矛盾。由于加速的重点仍放在重工业,结果是国民经济比例关系更加失调,更加不合理,从而使整个经济增长速度上不去。第三,加速战略的直接后果是消费品市场更加紧张,基本消费品全面短缺,加上价格上涨、卢布贬值,一有风吹草动就引起抢购风潮。这种状况使广大群众感觉不到经济改革会带来什么实惠,从而对改革逐步失去信心,这又成为推进改革的一大困难。

　　苏联一些学者在总结戈尔巴乔夫头几年的经济体制改革时,普遍认为没有把调整经济结构的政策与经济改革两者有机地衔接起来,却实行什么加速战略,这是一大失误。

　　(二)经济体制改革未从农业入手,影响了整个改革的顺利进行

　　根据苏联经济严重畸形的特点及市场供求关系的失衡,改革头几年应把重点放在解决农业问题上,但戈尔巴乔夫并没有这样做。

　　苏联农业问题的严重性表现在:第一,长期以来,由于政策失误苏联农业长期落后。尽管勃列日涅夫执政时加大了对农业的投资,但因农业体制问题,并没有保证农业的稳定发展。第二,在农业管理方面一直忽视集体所有制的特点,不能使农业因地制宜地发展。这种管理体制,对农业生产所起的消极作用要比工业部门大得多,因此改变农业管理体制显得更为迫切。第三,市场供应紧张是苏联长期存在的一个尖锐问题。市场问题中,主要是消费品供应问题,而消费品供应中最为突出的是与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食品问题。据估计,当时居民未能得到满足的食品需求近500亿卢布,相当于全苏食品产量的1/3,通过国营和合作社商业销售的食品有1/6是进口的。第四,还应指出,苏联要调整严重不合理的经济结构,加速轻工业的发展,尽快增加消费品的供应量,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农业的状况。苏联轻工业原料的2/3和食品工业原料的80%来自农业。

　　戈尔巴乔夫执政后,虽然一再提及农业和食品问题,但说的多做的少,而且根本没有意识到应该从苏联当时经济情况特别是市场供应情况出发,率先进行农业改革,直到1989年苏共中央三月全会时才作出了农业改革的决定。时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的阿巴尔金认为,农业改革晚了四年。农业改革的滞后,给苏联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带来的消极后果是十分明显的。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粮食产量一直在2亿吨左右徘徊,1984—1986年农产品年均增产速度为2·6%,而1987—1989年下降为1·5%; 1986—1989年四年进口粮食1·37亿吨,年均进口3430万吨;另外,肉、糖、黄油、土豆和水果等的进口量也日益增加。农业改革没有先行,因而市场紧张等一系列重大社会经济问题也难以解决,挫伤了群众参与改革的积极性,改革的反对者也利用这一点使大家厌烦改革。在苏共二十八大上,农业问题也成为不少代表严厉批评的对象,认为戈尔巴乔夫不重视农业。可见,农业问题的尖锐性、急迫性在苏联一直没有缓解。

　　农业改革滞后是苏联经济改革中的一大失误,这是后来苏联许多人士的共识。我认为,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应先从农业着手改革,这并不是说要搬用中国的做法,而是客观上确有其必要性。

　　(三)在经济改革过程中没有注意解决“四个结合”的问题

　　一是经济发展与经济改革相结合的问题。经济改革的目的是为了推动经济发展,经济发展则又可支持和推动改革,这两者必须妥善结合。戈尔巴乔夫改革没有促进经济发展,反而使经济严重恶化,这必然影响经济改革的进行。

　　二是改革中人民的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结合的问题。戈尔巴乔夫改革既没有给人民带来眼前利益,也没有使人民看到美好前景,在此情况下,人民对改革逐步失去信心。三是改革的迫切性与长期性相结合的问题。严峻的经济形势使人们十分容易看到改革的迫切性,但不少国家改革的历史证明,改革的困难与复杂性要比原来想象的大得多,因此要充分认识到改革的长期性与艰巨性,使改革稳步前进。像苏联这样的大国,旧体制有七十多年的历史,如果在改革过程中只看到改革的迫切性而忽视其长期性,容易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改革纲领从而导致失误。

　　四是微观与宏观改革措施相结合的问题。戈尔巴乔夫改革没有使微观与宏观改革措施衔接起来,微观搞活了,宏观调控措施却跟不上,出现宏观失控。在企业经营机制改革过程中形成了这样的局面:刺激生产的机制十分弱,但刺激分配的作用却很强劲,结果是生产没有发展,而货币工资却大大增加,加剧了通货膨胀,助长了企业小集团利益的膨胀。同时,由于宏观调控措施不恰当,难以使微观搞活,使国家订货一度成了变相的指令性指标,这又卡死了企业。

　　(四)政治体制改革从失控到迷途,对经济体制改革起不到促进作用

　　到1988年,戈尔巴乔夫认识到经济体制改革的阻力主要来自政治体制,下决心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这一思路并没有错,问题是如何进行,如何使政治与经济体制改革互相推动。然而,苏联在1988年以后推行的政治体制改革又搞得过激,摊子铺得太宽,结果是旧的政治体制被摧毁,新的又未运转起来,人们的思想被搞乱了。这正如戈尔巴乔夫自己说的:苏联这艘船成了无锚之舟,它飘落摇曳,大家也随着摇晃。

　　戈尔巴乔夫政治体制改革过激的主要表现是:

　　第一,“民主化”无度,“公开性”无边,结果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无政府状态。中央控制不了地方,法律约束不了行动,劳动纪律松弛,在推行各项政策时令不行、禁不止,失去了稳定的环境,难以做到改革、发展与稳定三者的有机结合。这些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社会生活的正常进行,既阻碍了经济发展,也阻碍了改革。

　　第二,在实行党政分开过程中行动过快,安排草率,形成了权力真空。在实行党政分开方针后,戈尔巴乔夫提出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同时还大大精简政府行政机关和裁减人员,苏联政府原有的51个部减为28个。这样一来,政府权力大大削弱,导致了经济发展和改革等重大问题处于“三不管”的境地:党无权管,最高苏维埃无力管,政府无法管。

　　第三,在干部问题上出现了偏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在推行改革政策时适当调整干部是必要的,但戈尔巴乔夫执政后干部调整过多,过于频繁。仅1988年一年被撤换的各级领导干部就达13000多人,其中部长级干部达60多人,共和国、州委一级达30%—40%,部长会议成员几乎全部撤换。(2) 1987年召开的苏共中央一月全会集中讨论了干部问题,目的是消除来自干部方面的改革阻力,但把干部的责任提得十分尖锐,使一部分干部精神很紧张,不能以积极态度来对待各项决议。(3)在党的威信下降、党的权力削弱的情况下,有相当多的党务干部无心工作,更多地考虑自己的前途。另外,看到当时东欧国家政局剧变后受到冲击的党务干部面临失业威胁,更增加了对自己前途的忧虑。这些因素,也严重影响着苏联经济改革的顺利发展。

　　第四, 1988年推行政治体制改革后,戈尔巴乔夫被苏联政治形势发展被动地牵着鼻子走,不得不把主要精力花在处理不断出现的政治问题上。仅1988年一年就开了八次中央全会,两次人民代表大会,两次最高苏维埃会议。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集中精力抓经济和改革问题。另外,在批判旧的政治体制时过多地纠缠历史旧账,强调不留历史“空白点”,引发了一场又一场大争论。在争论中又缺乏正确引导,从而造成对历史否定过头,加剧了思想混乱,使党的威信急剧下降,使改革失去了坚强的政治领导核心。

　　(五)戈尔巴乔夫把政治领域中实行的妥协策略运用到经济体制改革中,导致经济改革踏步不前

　　戈尔巴乔夫的政治策略是一种妥协策略,他利用一个极端来削弱另一个极端。在苏共二十八大上,无论苏共纲领还是他的政治报告,都一方面尽量吸取激进派的观点,另一方面又吸收传统派的观点,从而保证以他为代表的主流派的纲领和主张得以通过。在存在各种政治势力、思想和流派的情况下,在社会严重动荡的情况下,这种政治妥协策略无疑有助于稳定他的领导地位,但是把这种妥协策略运用到经济体制改革中,就会带来十分有害的作用。

　　第一,要使经济体制改革取得成功,十分重要的是正确的改革方针、方案和措施,一旦以决议的形式确定下来,就必须坚决执行,不能因各种阻力而摇摆。妥协策略的一个主要弱点是政策多变,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这类事例甚多。例如,为了使企业成为真正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发展商品货币关系,规定要尽快改革价格制度,但由于遇到阻力而一拖再拖。为此,雷日科夫在苏共二十八大的工作汇报中指出:“不管选择价格形成中的哪种方案,不进行价格改革就无法形成市场的道路。要是像1988年那样表现出不坚决,再次把这样异常复杂但却是客观上必要的任务推迟到‘以后’去完成,这将是最大的错误。”妥协策略的软弱性还体现在改革方法上。按原来的计划, 1988年提出零售价格改革方案, 1989年第一季度进行全民讨论,甚至有人主张全民表决。在苏联七十多年的传统体制下,大多数人的心态是“多挣钱、少干活、不涨价”,在这种情况下要通过全民表决来决定零售价格的改革问题,其结果可想而知。

　　第二,各项经济体制改革决议的内容自相矛盾,很难推行。例如,《苏联所有制法》和《苏联和各加盟共和国土地立法原则》就是各种政治力量妥协的产物,因此很多问题含糊不清,自相矛盾。其中关于私有制问题,激进派认为这两个法没有给私有制留下一席之地,改革难以进行;传统派则坚决反对出现私有制概念。为了调和这两种不同立场,在所有制法中使用了有私有制含义的个人所有制和农户所有制等概念。但两个法律通过不久就遭到很多人非议,所以在苏共二十八大纲领声明中又改用劳动私有制的概念。

　　第三,政策多变使经济体制改革的方针模糊不清,使改革的积极支持者弄不清方向。因此,改革的拥护者日益减少,对领导人的信任度降低,甚至连一些为改革出谋划策的著名学者也摸不清戈尔巴乔夫经济改革的底牌,弄不清改革究竟朝什么方向发展。

三、改革失败加速了苏联剧变的进程

　　关于苏联剧变与戈尔巴乔夫的关系问题,至今仍存在不同看法。有人认为,苏联剧变完全是戈尔巴乔夫的责任,是戈尔巴乔夫背叛社会主义的结果,甚至说他是叛徒。下面对戈尔巴乔夫改革与苏联剧变的关系做些简要分析,以求指正。

　　(一)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东欧各国先后发生剧变,根本原因是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丧失了动力机制,弊端日趋严重,成了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阻力,走进了死胡同。之所以发展到如此严重地步,主要原因有二:一是该模式的弊端带有制度性与根本性,二是斯大林逝世后的历次改革都没有从根本上触动这一模式,其问题与矛盾日积月累,最后积重难返,使危机总爆发。正是这些原因,使苏联东欧各国在剧变后无一例外地宣布彻底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决裂,朝着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的方向转轨[12]。

　　(二)戈尔巴乔夫改革失败与苏联剧变的关系

　　戈尔巴乔夫上台时,苏联面临着严重的社会经济与政治危机。他力图通过改革来重建苏联,改变局面,但失败的改革却造成了苏联剧变。苏联剧变发生在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这是不争的历史事实。但为什么恰好发生在这个时期呢?这主要是以下三个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一是经济体制改革本身的严重错误,最后导致出现严重的经济危机;二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严重错误,最后导致迷失了改革方向,使苏共失去领导地位,造成政局失控,出现大动荡;三是前面详细论述的严重的阻碍机制。

　　根据各种情况综合分析,笔者认为,在梳理戈尔巴乔夫改革与苏联剧变关系问题时,应该得出以下两个不同层次的结论:第一,戈尔巴乔夫改革的严重错误,特别是后期改革迷失方向,加速了苏联剧变的进程,是苏联剧变的直接原因。第二,更应看到,苏联剧变有其十分深刻的深层次历史原因。正如有些学者指出的:“如仅仅停留在戈尔巴乔夫改革错误这一直接原因来分析苏联剧变,只能是一种浅层次的认识”,因为“从历史的角度看,任何一件大事的发生总有它的基础导因,这种基础因素是决定性的,是历史发展中带有必然性的东西,由于它们的存在,导致事物在一段时期内结束”。因此,在指出戈尔巴乔夫对苏联剧变负有不可推卸责任的同时,应该看到“这种责任只能是直接意义和浅层次上的,是表面的,属于导因性质,它诱发了社会内部长期以来的根本矛盾。离开了这些根本矛盾,戈尔巴乔夫的作用便无法理解,也不可能存在”[13]。就是说,不能因为苏联剧变发生在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就忽略了苏联历史上长期积累下来的问题,忽略了诱因背后更为重要的、起决定性作用的东西。弄清楚这个因果关系,才能对戈尔巴乔夫改革失败的教训做出全面的、符合实际的总结。

　　(三)戈尔巴乔夫与东欧剧变的关系

　　1989年下半年波兰第一个发生剧变,接着东欧各国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个接一个地垮台。有些学者把东欧剧变的原因归结为戈尔巴乔夫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路线和对东欧的政策,我认为这些结论值得商榷。

　　首先,要分析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是在怎样的条件下提出的。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执政后,着手进行经济体制改革; 1986年2月提出“根本的经济改革”方针,强调改革是在“有计划地全面地完善社会主义”方针下进行的。但后来发现经济改革遇到很大阻力, 1987年苏共中央一月全会对前几年的改革进行了分析,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是:改革阻力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对社会主义概念的教条主义理解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保守主义思想。当时苏共认为,必须迅速改变社会意识,改变人们的心理与思维方式,否则改革难以成功。

　　1987年的下半年,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新思维》一书出版;接着,在庆祝十月革命70周年大会上他又作了题为《十月革命与改革:革命在继续》的报告。这期间,戈尔巴乔夫对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进行了分析与批判,提出改革的最终目的是使社会主义“具有现代化的社会组织形式”,充分揭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人道主义本质”。戈尔巴乔夫的论著和讲话中主要提出以下有关社会主义的论点:目前的社会主义概念还停留在30—40年代的水平上,而那时苏联面临着完全不同于现在的任务;列宁的社会主义思想并没有在苏联得到完全贯彻,苏联改革的目的是从理论和实践上完全“恢复列宁的社会主义概念”。

　　1988年6月,戈尔巴乔夫在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的报告中首次提出“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概念,但并没有被会议决议采用,这意味着这一概念当时并未被全党接受。1989年11月26日,戈尔巴乔夫在《真理报》发表了《社会主义思想与革命性改革》一文,系统论述了“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1990年苏共中央二月全会通过的、向二十八大提出的苏共纲领草案中,正式使用了“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概念。这个概念大致包括以下内容:人道主义与自由;人是社会发展的目的;公有化的和高效率的经济;社会公正;真正的人民政权;高度的文化素养和道德;和平与合作。

　　从上述分析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概念到1990年才正式形成,在苏联也刚刚付诸实践,而东欧国家1989年就先后发生了剧变,当时人们还不十分清楚戈尔巴乔夫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是什么涵义,怎能说是“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导致了东欧剧变呢?

　　其次,再分析一下戈尔巴乔夫的东欧政策。

　　戈尔巴乔夫1987年4月访问捷克斯洛伐克的讲话,被认为是苏联对东欧政策转折的标志。在这次讲话中,戈氏谈了苏联对东欧国家政策的一些主要原则:在社会主义国家中“谁也无权追求特殊地位”,“各国经济上应互助互利”,“政治上应以平等和相互负责为基础”,“各国党对本国人民负责,有权自主解决本国发生的各种问题”。这次讲话也谈到要“协调行动”,“关心共同利益”,“不能只关心自己利益”。与过去明显不同的是,戈尔巴乔夫明确宣布,东欧各国在国内建设上不必像过去那样把苏联经验当作样板,而是可以从本国特点出发制定自己的改革政策。在外交上也不再强调一致行动。在庆祝十月革命70周年大会的报告中,他还首次把“和平共处原则”列为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必须遵守的原则”。

　　可以说,戈尔巴乔夫的东欧政策是无可指责的。2002年1月25—27日,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召开“冷战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学术讨论会。在会上,我向俄罗斯著名历史学家罗伊·麦德维杰夫教授提出一个问题:当东欧各国先后发生剧变时,当时的苏联和戈尔巴乔夫能做些什么?他回答,可考虑的只能是两件事:一是提供大量经济援助,二是军事镇压。他接着说,从客观情况看,提供经济援助对当时的苏联来说是不可能的,因苏联本身的经济极其困难;至于军事镇压,那是不可想象的。这说明,当东欧各国广大民众起来斗争,要求抛弃强加给他们的斯大林模式,寻觅新的社会发展道路时,不论提供经济援助还是军事镇压都无济于事。戈尔巴乔夫在后来的著作中也写道:“还有人说,我们失去了东欧的盟友,在没有得到补偿的情况下把这些国家‘交出去了’。但是,我们把它们‘交’给谁了呢?交给了它们自己的人民。那些在自由表达意愿过程中选择了符合它们民族要求发展道路的人民。”有人提出,当时戈尔巴乔夫应“拯救”东欧各国,他回答说:“‘拯救’它只有一个办法——开坦克进去(就像1968年在捷克斯洛伐克一样)。……还有就是,这样做会带来一切可能的后果,包括发生全欧战争。”[14]

　　东欧各国剧变后,在1990年召开的苏共二十八大上讨论了以下问题:苏联,当然主要是戈尔巴乔夫应负什么责任,这是不是苏联外交的惨败?时任外交部长的谢瓦尔德纳泽在回答代表提问时说:“如果我们的外交尽力不让邻国发生变化,如果因此而使我们同他们的关系恶化和激化,那才是惨败。苏联外交没有也不可能抱着这样一个目的:反对别国消除别人强加给它们的、与它们格格不入的行政命令制度和极权主义政权。这样做就会违反我们自己行动的逻辑和新政治思维的原则。再有,即使东欧发生的事不符合我们的利益,我们也决不会干涉这些国家的事务。这样的干涉是不可取的,因为我们今天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行动上承认国家平等、人民主权、不干涉它们的事务,承认有自由选择的权利。采取任何别的立场,就是滑向十足的沙文主义和帝国大国主义,这是违背真正共产党人一贯宣布的那些原则的。”[15]苏共中央国际部部长瓦·米法林代表“苏共国际活动”小组发言时指出:“把多数东欧国家共产党失去领导作用同我们的改革联系起来,完全是无稽之谈。小组会列举许多事实,证明苏共中央了解这些国家的潜在进程,并在不干涉内部事务和尊重各国人民选择权利的原则下,努力对局势施加影响。”[16]

　　(四)研究戈尔巴乔夫改革应注意的问题

　　首先,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失败了,但不能因此对其在改革过程中,在对苏联社会主义重新思考的基础上提出的新看法,简单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例如,戈尔巴乔夫一再强调,要把解决人的问题作为改革的指导思想,一切事情都必须从人出发。戈尔巴乔夫把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与人和人权问题的解决联系起来,这是因为传统体制的一个根本要害问题是践踏了人,不尊重人的社会价值和尊严,把人视为集权管理体制上的一个螺丝钉,使人的精神处于麻木的半睡眠状态。这种情形导致思想僵化,社会缺乏活力,生产效益低下,浪费严重,最终使社会主义濒临危机,无法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这些理论观点,是值得我们研究的。

　　其次,对戈尔巴乔夫改革以及关于其本人的研究,许多问题还不清楚,因此在一些问题上存在不同看法是十分自然的,也是难免的。在此,不同意见的争论对深化研究大有裨益。戈尔巴乔夫执政近七年,这是苏联历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时期,正如普京总统2001年3月2日向戈尔巴乔夫祝贺70寿辰的信中说的:“应该把戈尔巴乔夫的名字与整个时代联系在一起。”站在这样一个高度研究这一时期的苏联与改革,有利于研究的深化。

　　有一种观点认为,戈尔巴乔夫改革“早已成为一系列大大小小的背叛行为”,他“一再宣誓忠于社会主义,以此为烟幕,暗中实际上进行改变社会主义制度的准备”[17]。我认为,这种说法并不符合戈尔巴乔夫执政过程中的行为。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1989年底以前,戈尔巴乔夫从未表示过有实行多党制的意向,后来在与叶利钦斗争的过程中不断妥协,到1990年3月才同意修改宪法第6条。这怎么能说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早已成为一系列背叛行为呢?对戈尔巴乔夫改革的研究不应感情用事,是理性地进行研究的时候了。

　　再次,对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各种重大问题的讨论,应本着双百方针的精神进行,不应把不同意见说成是“为一个社会主义的叛徒开脱和辩护”[18]。这种扣政治帽子的做法不利于正常的学术讨论,也达不到追求真理的目的。

　　(责任编辑:蒋锐)

　　注释：

　　[1]有人称之为障碍机制,这是翻译的问题,原文都是припяствие механизма。

　　[2][俄]亚·雅科夫列夫:《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和改革运动》,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184—185页。

　　[3][苏]《真理报》, 1988年6月29日。

　　[4][苏]米·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58页。

　　[5]参见[苏]《真理报》, 1987年6月12日。

　　[6][苏]米·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第58页。

　　[7]戈尔巴乔夫在1988年苏共中央二月全会上的讲话。

　　[8][苏]《新时代》, 1988年第2期。

　　[9]参见[苏]《共产党人》, 198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