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地球的任何角落，国家与教育的关系只能是国家任务决定教育发展，而不是相反。所以，不把国家大格局及其趋势把握住，“教育危险论”难免成为危言耸听。

　　■顾骏

　　最近网上传播甚广的《中国教育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一文，触动了许多关心中国教育人士的痛点：宏观上，中国经济腾飞，国势日隆，急需世界级大师，而国内尽管各类“人才”名目繁多，却少有“顶尖”，以致每年别国发奖，国内只听到对教育的挞伐；微观上，我们的很多学生，做题百般灵巧，体质日趋下降，学习兴趣淡薄，人格时有扭曲。这篇文章题目触目惊心，教育种种不是也罗列了不少，但教育是否真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诸多不是真的都源于教育问题？似仍大有讨论的余地。

　　就教育看教育，容易看得一无是处，但站在历史的维度看教育，会让人在批评之前，先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在中国社会的历史转型中，教育在满足国家和民族重大需要上，承担了什么职能？履行得如何？当下国家对教育的定位有否改变？教育能否顺利实现转变？这个转变是否仅凭作者开出的“高校私立化，教育市场化”一个方子，就可以轻松完成？不把这些问题搞清楚，无论忧虑还是愤忿，其意固然可嘉，其方未必有效。

　　论证需要起点，必先确定一个各方共同认可的命题，方可展开讨论。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整体是不断进步的，这应该没有疑义。现在的问题是，在社会大踏步前进中，教育有否发展，是否发挥了正面作用？回答应该是，也只能是。教育自身有发展，作用也很明显，明眼人都有共识，否则论者难免掉入逻辑陷阱。如果在肯定社会整体进步时，认为教育竟然原地踏步，甚或落后了，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是不是有些自相矛盾？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坚持了一条原则，“发展就是硬道理”。经历了各种坎坷之后，国人认识到无谓争论只会贻误时机，要改变落后状态，只有专注于一个目标，即如何实现国家的最快发展，首先是经济的最快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