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岁的董晓东是中国科学院微波遥感技术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单从数字上看，他所在实验室的研究队伍可谓兵强马壮：80多个研究人员，其中课题负责人就有20多个，还有40来个课题，每一个课题背后都有其相应的课题经费。

　　但至今，在说起自己是科研国家队一员的时候，这位做了18年研究的科学家仍有些“底气不足”。一个简单的“选择题”可以说明这一点：有个科研项目，是为某个高校做一台演示仪器。做，可获得二三十万元的研究经费，但难以有所创新和学术上的积累；不做，可以去寻找更有学术价值的大题目，但在此过程中，团队里的研究人员可能就要“饿肚子”。

　　最终,不少人还是选择了“做”。

　　“这是一个国家级研究队伍该干的事吗？”董晓东理解一些研究人员的处境，拿到了项目才能活下来，但按照目前这种“用高射炮打蚊子”的态势，那些真正有价值的“飞机”——大题目，谁来打？真正服务于国家重大需求、关乎经济社会发展的硬骨头，谁来啃？而且，蚊子打久了，高射炮是否还具备打下飞机的能力，更不得而知。

　　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推进，科技界不少研究院所原来存在的问题逐步暴露：研究课题重复，分工不明确，资源配置不合理，等等。用中国科学院院长白春礼的话说：“有一些研究所仍然存在大而全、小而全的现象，科研工作低水平重复、同质化竞争、碎片化扩张等问题难以有效纠正。必须从根本上突破这些体制机制上的瓶颈。”

　　让董晓东感到“振奋”的是，一个试图突破瓶颈的改革来了。

　　8月19日，中国科学院“率先行动”计划暨全面深化改革纲要对外公布。很快，这一方案被不少业内人士称作全面深化改革以来科技领域最大胆的“改革纲领”，而中科院也被看作打响科技体制改革头炮的“率先者”。

　　尽管不是全国宏观层面上的科技变革，也不是针对科研人员自身薪酬福利的微观调整，但这一中观层面上的改革仍引起媒体和科技界自身的高度关注。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触动了制约科技体制改革的根子。

　　用白春礼的话说，当前，我国科技体制改革宏观层面的顶层设计正在积极推进，微观层面的科研项目、经费管理和科技评估等改革也在不断深入，但在中观层面上，科研院所体制机制和科研活动的组织管理方式，总体上仍然沿袭着长期以来的固有模式，成为影响和制约科技创新能力提升的根本因素。

　　从“率先计划”的内容来看，其改革以推进研究所分类为突破口，“整合机构，瘦身健体”，力求在2020年前，将按照创新研究院、卓越创新中心、大科学研究中心、特色研究所4种类型，推进分类改革；到2030年，形成相对成熟定型、动态调整优化的中国特色现代科研院所治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