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多外部观察者看来，近期中美关系的发展似乎进入了某种“瓶颈期”，遭遇诸多新挑战。围绕着南海、网络安全、亚投行等问题，中美两国的博弈增多、竞争面增强。以白邦瑞、沈大伟等人言论为代表的新版“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在美国媒体上风靡一时，损害了中美合作的氛围。美国战略界要求改变对华接触战略、对华示强的杂音甚嚣尘上，这些声音与正在到来的美国大选周期重合，塑造着总统候选人的对华观和政策倾向，或对中美关系的长期发展造成不利影响。不少人对此忧心忡忡，认为中美已经坠入了“修昔底德陷阱”，支撑中美关系发展的战略共识正走向瓦解，中美关系已经到了一个“战略临界点”上。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很多，但从本质上看，这是中美关系发展自然经历的一个阶段，是中美各自发展所带来的“成长的烦恼”。一方面，中美实力差距缩小带来了国际政治结构性变化，使美国对华战略疑虑增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已发展成为世界头号制造业大国和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的预测，中国的经济总量有望在未来十年内超越美国。而2008年的金融危机削弱了美国的实力，进一步凸显了中国的崛起势头，中国被西方视为“最有可能挑战美国霸权地位的国家”。而自信心下降、一心捍卫“全球领导地位”的美国对中国的一举一动都变得愈发敏感，习惯性地以现实主义思维去理解和应对中国，对中国的快速成长和积极作为表现出了越来越多的“不适应”和矛盾心态，既希望中国承担更多国际责任，又害怕中国影响力的拓展。虽然目前美国经济已处于复苏向好的轨道中，但中美实力地位的结构性变化和这场危机给美国民众带来的焦虑感、紧迫感却在延续。随着大选周期的到来，两党候选人逐渐成为美国政治生活中的主角，拿“中国挑战”博取眼球、以对华示强赚取支持既是这种焦虑感的反应，又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舆论环境，强化了这种战略担心。

　　另一方面，美国战略重心的转移和中国强化周边外交带来了中美地缘政治博弈的增强。周边地区一直是中国和平发展的重要战略依托，中国一直奉行睦邻友好的外交政策，与东盟自贸区、中日韩经贸合作均被外界视为东亚一体化的样板。奥巴马上台后，结束了两场战争，将战略重心转移至亚太。经济上，力推TPP，欲重构亚太地区的贸易规则；军事上，强化盟友体系，增强在地区的军事存在；外交上，增大了亚太国家的投入力度。奥巴马的政策调整使中美少了反恐引擎，两国同时聚焦亚太客观上拉近了彼此的“地缘距离”和“政策距离”，使中美“近身博弈”成为新常态。中美之间本没有主权纠纷或是领土争议，但随着美国对中国周边领土、海洋权益争议问题的过度介入，这些问题不断升级，正成为中美关系的重要摩擦点。当前，奥巴马任期所剩不多，在新防长卡特等人的协助下，其着力推动“亚太再平衡2.0版”，将其作为自己代表性的“外交遗产”。而中国“一带一路”和亚投行两大战略倡议的顺利实施也使中国周边外交升级为2.0版。两国的同步成长客观上带来了中美地缘竞争的升级，使两国在亚太政治与安全秩序方面的分歧和角力愈发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