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党员、著名文史专家、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原所长王运熙先生2月8日凌晨在上海因病逝世，享年88岁。

　　王运熙是江苏金山（今为上海市金山区）人。1947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后留校任教，历任中文系讲师、副教授、教授，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所长。曾任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第二、三、四届副会长，中国古代文论学会第三、四、五届副会长，中国文心雕龙学会第二、三届会长，上海市古典文学学会第一、二届会长。王先生专于中国古典文学和文学理论批评，尤长于汉魏六朝唐代文学、乐府诗和《文心雕龙》的研究。著有《乐府诗述论》、《汉魏六朝唐代文学论丛》、《中国古代文论管窥》、《文心雕龙探索》、《望海楼笔记》，主编有《中国文学批评史》（三卷本）等。2012年12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五卷本的《王运熙文集》。

　　王运熙先生从事中国古典文学教学与科研工作60余载，曾为中文系本科生和研究生开设多种课程，培养研究生数十人。早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即以汉魏六朝乐府诗研究受到高度重视，其成果成为该领域的经典性著作。后来的研究以汉魏六朝唐代文学、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为重点，创获甚多，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占有重要地位。他与顾易生先生共同主编并亲自参与撰写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三卷本以及《中国文学批评史新编》两卷本多年来被全国高校用作教材，分别获得国家教委优秀教材一等奖和上海市教委普通高校优秀教材一等奖。与顾易生先生主编并亲自参与撰写的国家重点科研项目《中国文学批评通史》七卷本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特等奖、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国家教委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第三届国家图书奖、上海市文学艺术优秀著作奖等。他曾参与《辞海》编写，任中国古代文学分科主编；参与《中国大百科全书》的编写，任中国文学卷编委、隋唐五代文学分支副主编。由于王运熙先生所作出的杰出的学术贡献，他于2008年获得了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贡献奖。

　　王运熙先生学术风格十分鲜明，治学严谨，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反对随意地用现成的理论框架比附丰富多彩的文学实际。他以“释古”的态度，探求古代文学、文学批评的发展规律，以求是、求真为鹄的而新见迭出。他注重将各种具体问题置于历史文化大背景中考察分析，注重将古代文学创作和古代文学批评联系起来加以研究，视野开阔，思维辩证。他服膺《礼记?中庸》“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和《史记?五帝本纪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的话，作为自己治学的座右铭。王先生的治学态度和风格，影响了整个学术团队，使复旦大学的文学批评史研究显示出自己的特色、获得了较高的学术地位。

　　王运熙先生为人朴实谦逊，淡泊沉静，不计名利，以教书育人、追求真知为最大快乐。他以学术建树和高尚品格，受到海内外学人的敬仰。

　　编者按：惊悉王运熙教授不幸逝世，深感悲痛。先生高风亮节，学问深湛。为表示对先生的敬仰之情，“中国文学网”特发布吴光兴教授旧作，以示纪念！

王运熙历史学风格的文学研究述论

吴光兴

　　在目前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界，王运熙先生以其深厚的学力、严谨的学风，以及突出的学术成就，受同辈推重、后辈尊敬。笔者不揣浅陋，试论述他历史学风格的文学研究。

　　一、王运熙先生的学术经历与主要著作

　　王运熙先生出生于1926年， 1947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以后一直在该系任教。他的成名著作《六朝乐府与民歌》(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5)主要是1948到1950年两年中写成的，共收七篇论文。 《乐府诗论丛》(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共收论文十一篇，是40年代末到50年代中期陆续写成的。从50年代中期开始，他的研究重点转移到唐代文学。60年代起，研究重点又转移到中国文学批评史方面。他从50年代初到80年代初陆续写成的汉魏六朝唐代文学方面的论文共三十篇，编为《汉魏六朝唐代文学论丛》(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60年代初到80年代中期所作的有关《文心雕龙》的论文十九篇，编为《文心雕龙探索》(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收录在《中国古代文论管窥》(济南:齐鲁书社，1987)一书中的二十一篇论文，主要是在60年代前期和1978年以后几年内写成的。

　　后来，王先生与他的学生杨明先生合著的《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隋唐五代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4)问世。《乐府诗述论》(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6)收入前述《六朝乐府与民歌》、《乐府诗论丛》二著为上编、中编，又将新编起来的文章以“乐府诗再论”为题作为下编，这样，该书成为他有关汉魏六朝乐府诗的比较完全的论文集。此外，近十多年间，王先生新发表的学术论文，尚未编集。

　　二、乐府诗研究

　　王先生的乐府诗研究，是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学术史上的经典研究之一。耐人寻味的是，这也几乎是一位大学毕业不久的二十多岁的年轻的文学研究者的处子作。据王先生回忆，他在阅读王闿运编的《八代诗选》末尾一卷的“杂体诗”时，对其中利用谐音双关语表达感情(多数为男女恋情)的“风人诗”发生研究兴趣。而这种谐音双关语，以六朝清商曲辞的吴声与西曲中特别多。他在阅读了《八代诗选》、《乐府古题要解》、《乐府诗集》等书，以及系统阅读了汉、晋、南朝诸史之后，发现了更为丰富的材料。就在最初写出《论吴声西曲与谐音双关语》之后，扩大研究兴趣，对吴声、西曲两题歌辞进行全面探索。《六朝乐府与民歌》是这一工作的结晶。稍后，他将乐府诗的研究范围扩大至汉魏六朝，探索的结果，是又一本论著《乐府诗论丛》的诞生。在研究重点转移之后的几十年间，王先生又断断续续写过一些乐府诗方面的论文。以下分三方面论述。

　　王先生的乐府诗研究，总的来说，走的是乾嘉朴学流行以后部分专事历史考订的学者所走的“史考”的路子。通过系统搜集所得的丰富材料，以及对材料所作的分析与解释，论述清楚了乐府诗的诸多方面的历史面貌，这一工作成就具有“考史”的性质: (1)由七篇论文组成的《六朝乐府与民歌》是一部自成系统的专著，以六朝清商曲的主要部分吴声与西曲为研究对象，考述了它产生与流行的时代、地域，以及它的声调、歌词体制的历史渊源。对重要曲调的作者、本事等问题作了详细考证。对六朝清商曲中和送声的专题研究特具卓识，不仅理清了清商曲辞有关和送声的体例，而且，根本解释了许多现存歌词与该曲调原始传说不相符合的疑问。对作为歌词的重要修辞手段的谐音双关语的运用，对六朝清商曲中分量较少的神弦歌，亦作了详细的分析。(2)收入《乐府诗论丛》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乐府官署沿革考略》、《汉武帝始立乐府说》对乐府诗的主要时代汉魏两晋南北朝的乐府官署的沿革作了考证。(3)清乐即清商乐，是汉魏六朝时代俗乐的总名。长文《清乐考略》是一部汉魏六朝清乐的历史。发表于90年代的《相和歌、清商三调、清商曲》对相关问题续作申明与辨析。《说黄门鼓吹乐》、《汉代鼓吹曲考》、《杂舞曲辞杂考》对与俗乐有关的乐曲及歌词作专题考证。(4)《汉魏六朝乐府诗研究书目提要》分四大类介绍从古迄今的乐府书籍，叙述清晰、论断明确，是一部难得的乐府研究目录书兼学术史。《乐府诗论丛》附录的《七言诗形式的发展和完成》从考查七言诗从每句押两个韵到每句用韵到隔句用韵的独特角度，展示了七言诗诗体生成的历史过程。对七言近体的滥觞与绝句名称的由来的探讨，亦颇有独到之见。据旧稿修改而成的《读汉乐府相和、杂曲札记》发表于90年代，该札记分九方面考释与汉乐府有关的问题，每则都包含对相关问题的创见。

　　王先生乐府诗研究的文章，少部分具有“论史”的性质，这又可以分成“专论”与“通论”二种: (1)“专论”与前述“考史”之作有点相似，不同的是，这里的结论大多不是材料可以直接证明的，而是通过对材料的比较、推论，最终解决了某一个学术问题，而“考史”更具有无征不信的性质。篇幅不大的《吴声、西曲中的扬州》、《谢惠连体和<西洲曲>》、《柳恽的<江南曲>》、《梁鼓角横吹曲杂谈》、《蔡琰与<胡笳十八拍>》都属于这类专论。(2)撰于50年代的长文《论吴声与西曲》依据作者深入、专门的研究，并补足了若干新内容，全面论述吴声与西曲。既可作专著《六朝乐府与民歌》的绪论，也是对吴声、西曲最权威的通论。(3)收在《乐府诗论丛》中的《汉代的俗乐与民歌》等三篇论文，学习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评价汉代民歌、《孔雀东南飞》、南北朝乐府中的民歌。属于理论性更强的另一类通论。

　　王先生的乐府诗研究有以下特色: (1)用材料说话，归纳的色彩很重。比如，六朝吴声、西曲，说起来是一个不小的研究对象。《六朝乐府与民歌》对于它的时代、地域、作者、本事等的考证，比较大的篇幅集中在按照乐府目录的著录以及对现存作品的统计归类，然后逐首考证，当每一首或绝大部分可考的结果出来之后，整个吴声、西曲的研究结论自然也就出来了。(2)注重完整的历史环境。王先生的乐府诗研究的“史学”特色，特别显示在这一方面。他对萧涤非的名著《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的一个重要失误的纠正，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萧著主要依据《后汉书》中三则有关东汉朝廷注意搜采“风谣”或“谣言”以考察官吏政绩的记载，又举汉乐府相和歌中的《雁门太守行》(歌咏东汉和帝时洛阳令王涣)一诗为证，从而得出东汉乐府采集民歌以观政绩的结论。并举例证明此种观采风谣之事，西汉已有。王先生从官制的角度指出，西汉所设掌管俗乐的乐府机构，工作是采集整理通俗歌曲并演唱，以供皇帝娱乐。又举史书记载，当国家财政困难时，便有裁撤乐府人员的现象。《雁门太守行》系洛阳令王涣死后人民怀念所作，也不是生前考察政绩的风谣。从此可见，东汉朝廷采集乐府，并非为了考明地方官吏的政绩。而萧著所举三例中用以考察政绩的民间风谣，实指某些并不入乐的杂歌辞。《六朝乐府与民歌》关于吴声、西曲是贵族阶级的乐曲这一基本论断，也是在充分了解历史背景的基础上作出的。(3)系统的资料来源。王先生的乐府诗论著搜集的材料非常丰富，却完全没有堆积、零乱之弊，论述井井有条。这与他本人比较深于目录学，能够系统地处理材料有关。

　　王运熙先生乐府诗研究的意义：

　　(1)对于中国现代的乐府诗研究来说，具有总结与突破双重意义。乐府诗研究是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视民间文学、通俗文学才掀起热潮的，但是，几十年间的成果良莠不齐。王先生的研究在依据古代基本典籍的基础上，充分吸取了余冠英、萧涤非等人的乐府诗研究的成果，也纠正了若干肤浅与不正确的论断。他的吴声、西曲研究更是自成系统，卓尔自立，为后来者提供了一个成功研究的范例。(2)对于王先生的学术历程来说，他的充分了解完整的历史环境的研究思路与研究经历，不仅使他在乐府诗研究上取得成功，也为他的学术重点向唐代文学、古代文论等方面的延伸与扩展，打下了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