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在“意境”研究中存在着一种倾向，那就是执着于概念定义和理论归属之争，而忽视“意境”与中国美学和艺术实践的联系。王国维、宗白华、朱光潜、李泽厚关于“意境”理论的建构或论述，都吸纳了来自西方现代和中国传统美学的某种思想资源，但又都不是简单地将“意境”纳入某种学说思想的范围，作理论与概念的图解，而是将“意境”范畴看成是中国美学和艺术实践经验的总结，重视“意境”在艺术领域中的运用。今天谈意境审美，应该延续这一传统，呈现中国美学的经验与风采，通过具体的艺术类型与形式充分感悟和体验意境美，以丰富人们的生活与艺术创造。

　　一

　　“意境”问题一直是百年来中国现代美学研究的热点。在这种研究中，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值得认真总结和反思的地方。其中，有一种最值得警惕和防止的倾向，那就是脱离中国美学和艺术实践，执着于“意境”的概念定义和理论归属之争，将“意境”与某种思想学说对应起来，看成是某种思想学说的简单反映。

　　对于“意境”，我们可以借用西方的某种学术思想来阐释它，也可以将它作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一个历史名词对待，从概念史的角度来梳理它，但若脱离了中国美学和艺术实践，意识不到意境范畴的诞生对于民族诗意审美意识发掘的重大贡献，则可能使这种研究变得毫无意义。

　　二

　　“意境”作为中国最重要的美学诗学范畴的诞生，不仅仅是一个语词的命名与概念语义的演绎问题。“意境”概念的提出只是使人们意识到意境理论研讨的重要性，并没有改变“意境”作为中国哲学美学精神与诗学理想体现的实质。“意境”作为一个审美范畴的诞生，是中国哲学美学思想和艺术实践的产物。

　　“意境”理论正式形成于唐代，唐人关于“意境”的理解，有两个方面的规定至关重要，即“意与境会”和“境生于象外”，它既是中国传统哲学美学精神的体现，也是唐代美学诗学实践的产物。“所谓“意与境会”，强调意境创造是审美主体与客体、心与物、情与景、意与境的浑然一体和不可分割。“境生于象外”则是唐代诗人关于意境创造的另一重要原则。“境生于象外”并不否定境与象的关系，但它更重视的是对有限“象”的突破与超越。

　　“意与境会”和“境生于象外”，唐代关于“意境”内涵这两方面的基本规定，也成为后世理解“意境”的基本原则。后人言“意境”虽然有种种不同说法，但从总体精神来说无悖于这两条原则。王国维的“境界”说无疑也继承了古典意境说的这些基本原则。王国维谈意境，非常重视意境的象外之象和言外之味。更重要的是，王国维的“境界”说，并不只是与传统诗学理论观点存在着某种对应，它本就是中国古代美学诗学实践的产物。

　　三

　　作为中国现代美学的代表人物，宗白华、朱光潜、李泽厚，无一例外都对“意境”范畴予以关注，并作出自己的理论贡献。如何评判他们的理论贡献，是将它们归结为现代还是古典、西方还是中国，学术界存在着争议。不可忽视的是，他们谈论“意境”，都不仅仅从某种学术思想与资源出发，而是紧密结合中国美学与艺术实践展开，这也是为什么他们关于“意境”的理论观点，至今还引起人们的广泛兴趣并给人以启示的原因所在。

　　在王国维之后，对意境理论的建构作出重要推进的是朱光潜。其对“意境”的阐释与克罗齐提供的思想资源密切相关。朱光潜之所以重视“意境”，目的不是去印证某种诗学理论，而是服务于其诗学美学实践。“意境”的阐释可以说是依据中国固有的理论对西方学说进行补正的一个例证，也是中国现代美学家将中西诗学理论运用于中国诗歌实践的一次有益尝试。不仅如此，朱光潜还将意境创造与创造性的人生统一起来，认为意境创造是宇宙创化的本质和人的精神价值的实现。从这一意义上说，朱光潜的“意境”理论又超出了诗歌境界的范围，与中国传统美学诗学中的审美境界和艺术人生境界理论紧密联系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