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10年第一季度到达高点出现转折算起，这一轮经济增长速度回落已经超过五年。从最新统计数据看，下行压力依然较大。“底在何方”成为普遍关心的问题。我们认为，成功触底并进入稳定持续中高速或中速增长轨道将取决于三个条件，或者通俗地说要“过三关”：高投资触底；严重过剩产能退出取得实质性进展；新动力形成并部分有效对冲原有动力的下降。这是一个由以往10%左右高速增长平衡向中高速或中速增长平衡转换的过程，因此可称之为转型再平衡。

　　第一个条件：高投资触底并稳定在一个适当高的水平上。我国以往的高增长主要依托于高投资，高投资85%左右由基础设施、房地产和制造业投资构成，而制造业投资较大程度上又直接依赖于基础设施、房地产和出口。通俗地说，高投资触底，主要取决于基础设施、房地产、出口三只“靴子”落地。目前基础设施、出口已经大体触底，房地产正在触底过程之中，并成为近期增长回落的主要变量。房地产投资已经出现环比负增长，预计在年底左右可能出现同比负增长。当增长由负再次转正后，很可能成为房地产投资增速触底的信号，同时也意味着全社会投资增速触底并趋于稳定。

　　尽管投资增速下降明显，但对维持一个中高速或中速增长来说，投资依然起关键作用。投资仍有一定潜力，但不确定性加大，出错的可能性增加。如基础设施投资中收益确定、现金流好的项目已经不多了。有些项目，长期和社会效益或许是有的，但如何判定并不容易。在基础设施投资上，也会出现“泡沫”或产能严重过剩。特别是迫于保增长压力，项目选择不当、风险积累的问题值得关注。

　　转换投资机制至为重要。需要由对风险更为敏感，更为负责任、专业化、精致化的投资主体和机制更多地发挥作用。一方面，要探索和完善政策性金融工具。PPP方式有一定潜力，但从国际经验和国内前一段时间的实施情况看，作用不宜高估。主要问题是预期难以稳定，交易成本过高。另一方面，也是应当作为主攻方向的，是在以往限制进入和交易、效率低下的领域，下决心放开准入、鼓励竞争。潜力较大的有两个领域：

　　一是行政性垄断问题突出的行业，包括石油天然气、电力、电信、铁路、金融、医疗、教育、文化等领域，新增投资和改进投资效率的空间都很大。以电信为例，近期降低资费问题议论较多，但如果缺少足够竞争，社会对真正降低成本、改进服务信心不足。放一两个民营资本为主的新基础运营商进去冲一冲，局面就会大不一样。即便如此，国有资本为主的大格局不会改变。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电信市场，理应成为世界上电信资费最低的地方。前瞻地看，如果基础电信缺少竞争活力，互联网创新也难以走远。

　　二是城乡之间土地、资金、人员等要素的双向流动、优化配置。这方面的主要顾虑是农民利益受损。这种顾虑不无道理，也应该有若干底线。但目前所讨论或争论的相关问题中，有些是预设性的，并非有确定的逻辑和事实依据，比如农民卖掉宅基地就会喝酒，沦为无家可归者。其实，城市中这种人也有，比例也未必低。有些问题则是改革发展中可能遇到或难以避免，需要通过更好地改革发展和调整政策加以解决的，比如赶农民上楼、工商资本下乡占地撂荒等。如果没有土地、资金、人员等要素的产权确定和保护，没有这些要素的流动、交易及其带来的优化配置，农民利益将无从得到显示，更难以保护和增进。这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保护和发展农民利益的大道理，其他道理都要服从于这个大道理。如果这个大道理能起作用，下一步城市化进程中还有可观的有效投资空间。城市化发展中一个核心问题，是使以往孤岛式城市变为分工合理、相互依存、协调发展的网络型城市体系。大城市内部投资空间已经不大，但城市圈、城市带内互联互通潜力很大，要素流动动力充足。一方面，部分农村人口要进城，寻找就业和居住机会；另一方面，如果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能够跟上，部分城市人口到中小城镇、有潜力成为中小城镇的现有农村地区的意愿正在增加，大量制造业和部分服务业也有必要转移到中小城镇。这个过程中将会产生大量的基础设施、房地产等投资机会，为稳投资、稳增长做出贡献。关键是如何有效打通体制政策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