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我国金融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特别是互联网金融和资产管理等业务的迅速崛起，金融创新活动异彩纷呈。金融创新一方面给金融体系和经济运行注入了新的活力，释放了金融资源被压抑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提升了消费者的金融消费体验和投资者的收益预期；另一方面，快速发展的金融创新也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虚拟经济的过度发展。今天，中信银行办公室副主任张春子博士做客本期“专家访谈”，他个人观点认为：在有效监管和控制风险的前提下，稳健开展金融创新是金融机构必然的战略选择。

　　虚拟经济过度膨胀必然增加金融创新风险

　　记者：在您看来，什么原因会导致金融创新的风险增大？

　　张春子：从国际经验教训看，当金融领域出现供给过剩和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时，当金融业创新超过实体经济需要时，区域或行业系统性金融风险甚至危机的爆发就可能成为“灰犀牛”事件。

　　一是金融业过度增长导致金融风险积累。二十一世纪初，为了刺激互联网泡沫破灭后低迷的经济增长，美联储在很短的时间内将联邦基金利率从6.5%下调到1%，大量美元流入房地产和金融市场，金融衍生产品创新层出不穷。到2007年底，全球金融资产和衍生产品价值分别达到世界GDP总量的4.2倍和10倍多，最终导致二战之后最为严重的国际金融危机。据统计，我国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1996年至2006年间在4%-5%，2007年至2016年该比例翻番，2016年我国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已经达到8.4%，超过美国和日本等多数发达国家的相应比重。截至2016年底，商业银行总资产（不含对中央银行债权）中，对银行同业和其他金融机构债权占比达到32%，其中，对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净债权”增长尤为迅速，在一年多的时间内从2015年9月前的负值增长到2016年末的10.8万亿元。金融业过度增长导致危机的国际教训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警觉。

　　二是缺乏风险管理制衡的金融创新是金融业“毒药”。九年前国际金融危机的重要启示就是，在巨大利益诱惑下，金融创新忽视了风险管理最简单、最朴素的道理。基础资产在分割、打包下，风险被掩盖了，又通过表外实体转移到表外和表表外，使风险更加难以控制、计量和辨认，为危机的爆发埋下了种子。近年来，随着国内房地产市场的持续繁荣，一些金融机构、房地产公司和投资者也不约而同地放松了贷款的标准。多层嵌套也增加了资管业务链条的风险传染，导致产品更加复杂，处于链条前端的投资者无法看透底层风险，风险更加隐性化。在互联网金融、保险等领域也出现了一些以创新为名，忽视风险标准的各种产品，导致各类风险案件时有发生。

　　三是没有有效资本覆盖的金融创新是“空中楼阁”。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的几年，国外一些商业银行“有意无意”忽视了“资本必须覆盖风险进而最终限制银行过度扩张”这个基本道理，表外和表表外实体（SPV）迅速膨胀，银行真实杠杆率大幅上升，流动性风险、衍生产品和交易账户的风险暴露超过了资本的覆盖能力。近年来，在中国经济增长持续放缓、实体经济不景气的大环境下，银行业资产扩张速度仍然较快。2013年至2016年，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总资产规模增幅从13%上升到16%；非存款负债占比上升显著，同业存单发行急剧增加，银行业表外理财杠杆大幅提升，特别是随着组合化资管产品与委外投资的飙涨，大量资金推动金融机构和部分产品杠杆率增加。

　　四是缺乏有效信息披露的金融创新蕴藏着巨大风险隐患。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重要教训就是，随着金融创新链条的不断延伸，信息不透明程度不断加剧。近年来，我国金融创新也在不断深化，但信息披露不足也给金融创新带来了巨大的风险隐患，甚至可能导致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集聚。比如，“影子银行”、VC/PE、小额贷款公司以及互联网金融、地下钱庄等“类金融性机构”，其部分创新在没有完善的信息披露、金融监管和违约追偿制度下推出，增大了投资者风险。部分资管业务透明度低，风险底数不清，非标准化产品缺乏公开透明的信息披露平台，导致投资者前期对风险认识不足；还有一些创新产品和交易模式的法律地位不明确，难以归类监管；一些通道业务交易结构复杂，给监管带来很大困难。国际金融危机告诫我们，在推动金融创新的过程中，保持信息的透明度对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强化对信息透明度的风险监管是防范金融危机再次发生的必然要求。

　　五是金融创新审慎监管不足必然刺破金融风险“防火墙”。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的30多年，美国政府奉行“最少的监管就是最好的监管”的理念，一步步打开了银行与资本市场之间的“防火墙”，为风险在金融体系互相传递、蔓延和放大，直至金融危机创造了条件。无独有偶，美国特朗普政府上台伊始就将火力之一瞄准了奥巴马政府在2010年出台的《多德-佛兰克法案》，2017年6月9日，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了大幅反转《多德-佛兰克法案》的CHOICE法案，该法案的主要思想包括：修订、废除《多德-佛兰克法案》的相关内容；重新定义金融监管部门的权限，撤销金融研究办公室，以及金融稳定监管局关于裁定系统重要金融机构（SIFI）的权力；取消对破产银行的政策兜底，减轻中小社区银行的监管压力；改革美联储等等。美国本届政府的金融监管理念已经暴露无遗。历史教训表明，随着复杂金融创新型工具作用日益增大，如果监管法规没有明确授权，各类金融监管者的手脚就会被束缚，导致对金融机构的高杠杆经营模式和金融创新产品监管不足，对此我们应当引以为戒。近年来，我国跨业、跨界金融创新发展迅速，特别是资管业务和互联网金融的爆发，部分交叉业务领域的金融监管面临巨大挑战。一旦金融创新突破金融机构原来的行为边界，监管机构就可能面临无法可依、无章可循的状况，监管有效性就会削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