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记者 王力为

　　上海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两个桥头堡之一，一直引领着中国的发展。上海市目前正在制订该市的“十三五”规划，也早已为自己立下了到2020年建成“四个中心”，即国际经济中心、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航运中心、国际贸易中心的目标。

　　进入改革新时期，上海自贸区被寄予厚望。习近平主席在今年五月视察自贸区时提出，自贸区应该成为行政体制改革的试验田和对外开放的压力测试平台。

　　自贸区一周岁生日将至，然而其前景正引发越来越多人的担忧。在不少行业实践者看来，自贸区内一年来少有实质性的变化，距离成为金融改革试验田的目标依然遥远。

　　麦肯锡全球资深董事欧高敦（Gordon Orr）亦有类似看法，不过他认为自贸区仍有可为。在他看来，自贸区可以成为法治的试验田——法治既是上海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必要条件，也是中国今年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全局性要求。

　　欧高敦在上世纪80年代加入麦肯锡后，于90年代初来到中国设立麦肯锡北京分公司。1993年起他常驻中国，并在较长一段时间内落足上海。为表彰他对上海市发展做出的杰出贡献，上海市政府于9月9日授予他白玉兰奖。“这个奖项事实上是颁给麦肯锡的”，他表示，颁给我个人只是因为我作为麦肯锡一员已经在上海工作了很长一段时间。

　　借此契机，财新记者在天津夏季达沃斯期间专访了欧高敦，试图从为公共部门提供政策咨询的视角，窥探中国各城市政府面临的城市规划、互联网产业管理、改善环境等诸多挑战。

　　上海下一个五年的挑战

　　 财新记者： 上海市目前正在制订其“十三五”规划，之前也已经立下了到2020年成为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金融中心的目标。这两个目标在你看来与现实的距离分别有多大？

　　欧高敦：这两个目标属于截然不同的情况。航运中心需要的是实实在在的基础设施，不只是让货物能进口和出口，也要能使之成为转运的重要节点。如果仔细审视香港、新加坡、阿姆斯特丹成为国际航运中心的原因，你会发现，他们有很大的转运货物流量。

　　在很大程度上，上海有很良好的基本条件，也有上海周边省份货物流量的支撑。所以对于上海来说，只需要朝着既定的大方向走，继续保持发展的动能，做出一些适当的调整，并专注于港口竞争力的提升就可以达到这一目标。

　　财新记者： 所以这是相对容易的。那么国际金融中心的目标呢？

　　欧高敦：这无疑是更为复杂的。“国际”这个词在这一定位中尤其重要。我认为，上海首先需要成为中国的金融中心。审视其他国际金融中心，如纽约、伦敦，他们都首先是该国的金融中心，之后才演变成国际金融中心。所以上海需要加速发展股票市场、债券市场，以及相关的包括专业服务行业在内的各个行业。

　　当然，在此过程中与香港的竞争不可避免：即在多大程度上上海是在替代香港的作用？我认为在一些领域，上海和香港有共同增长的空间；但在另一些领域，两者无疑是完完全全的竞争关系。

　　香港有着异常出色的资产管理业、股权投资业、风险资本业，我们必须问一问这是为什么。一部分原因是，一个长期建立起来的从业者社群：人们无疑会倾向于到先行者已经落脚的地方去。

　　但另一方面，法治确实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到这里的从业人员必须能够相信，该地的法律是可执行的，而且是易于执行的：你可以说印度有很多的成文法，但是如果要花15年时间才能将一个商业纠纷结案，这无疑不是金融业人士脑海中的法治概念。

　　在此基础上，还需要再加上国际维度。为此，以上这些特点都必须是具有足够吸引力的，让人们愿意把金融活动放到上海来开展。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测试就是，能否让在海外上市的中国企业回到上海上市。要知道，目前几乎所有的中国互联网企业都在海外上市——一些在香港，大多数在纽约。

　　10年之后，上海如果成为了一个国际金融中心，企业难道不应该在上海上市？这应该是上海管理者的目标。

　　财新记者： 但这更多还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而不是在中期内有较大希望实现的目标？

　　欧高敦：如果不大胆憧憬，我确信他没法发生。所以我感觉，这会是那些上海市下一个五年计划规划者脑海中的目标之一。

　　而且，在上海上市可以是首次上市，也可以是二次上市。一个大型、成功的亚洲企业，会想要利用中国巨大的资金池，乃至上海市场较大的流动性。所以（上海的管理者）需要保证（各种企业）在上海上市都是较容易实现的，同时尽可能让用来为股票计价的货币可兑换。

　　财新记者： 上海要实现这些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整个国家的制度环境，尤其是在法治方面，不是吗？

　　欧高敦：这恰恰是质变还没有发生的原因。从某种程度上说，这并不是一个新的讨论：上海建成国际金融中心这样一个目标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不比中国建立起一个具备国际竞争力的汽车行业的目标提出的时间短。这无疑是较为根本的障碍：一些来源于周边环境的限制，另一些是监管上的，比如监管机构并没有鼓励企业自主发债。

　　所以（上海的）管理者应该思考的极为重要的一点是，是不是可以在上海自贸区范围内，建立起一套特殊的法治、法规体系，为自贸区范围内的交易、金融活动服务，从而在上海范围内形成某种程度上的两种体系。

　　当然这只是我的臆测，但我怀疑，这可能也是自贸区试验的内容之一。很多时候，中国都希望先试验，然后大范围推开，这是我个人完全赞同的一种改革方法。用这样一个区域来试验，就是方式之一，很有可能会提高最终成功的几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