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改革开放40年；中国经济史；回顾；展望

　　中国经济史学是现代中国史学和国际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历史学与理论经济学的交叉学科和重要分支学科，也是社会科学中的基础学科之一，其时间断限是有文字记载以来的所有文明史。如果从《史记·货殖列传》及《平准书》为标志的“食货之学”开始算起，中国传统经济史学的历史已超过两千年。改革开放以来，伴随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中国经济学界、中国经济史学界越来越被世界所关注。在新理论、新方法和新资料不断引进和发掘的前提下，中国经济史研究者的新思路和新观点层出不穷，标志性研究成果和标志性人物不断涌现，逐渐形成了一些颇有影响力的研究团队。本文主要就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情况，作一简要叙述和评论，以期抛砖引玉。

　　一、组织结构的建立与发展

　　为了加强全国各地经济史学界的联系和交流，中国经济史学会成立大会于1986年12月在河北廊坊召开。中国经济史学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管，挂靠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著名经济史学家严中平、吴承明、经君健、董志凯、刘兰兮先生曾先后担任学会会长。学会现有会员千余人，团体会员十余个。中国经济史学会成立以来，先后召开学术年会13次，下属4个专业委员会也按期举办专业委员会的学术年会，促进学界同侪之间的学术交流与合作。另外，中国经济史学会也与其他单位合作发起了一些学术活动，对推动经济史教学与研究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经济史学会特别注重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并于2002年7月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召开的国际经济史学会第13届年会上加入了国际经济史学会( International Economic History Association，简称“IEHA”) ，成为其团体会员，与国际经济史学会保持密切联系。在第 14 届世界经济史大会上，李伯重当选为国际经济史学会执委会委员，成为该学会成立以来第一位担任执委会委员的中国学者。在第16届世界经济史大会上，马敏当选为国际经济史学会的执行委员。在中国经济史学会的推动下，中国经济史学者先后参加了国际经济史学会举办的第13、14、15、16届世界经济史大会，并在大会上发表主题演讲，得到国内外学者的共同赞誉。

　　中国经济史学界出版了专门的学术刊物。《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厦门大学主办）与《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主办）分别于1982年和1986年创刊，成为学界交流的窗口。“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经济史》（双月刊）也是重要的学术传播平台。中国经济史学会成立后，编辑发行《中国经济史学会通讯》；2012年创办学会会刊《中国经济史论丛》，先后出版4期，并于2017年改为《中国经济史评论》（半年刊），为经济史学者提供了展示研究成果的园地，促进了国内外学者的学术交流。

　　二、热点讨论与代表性观点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史的研究领域大为扩展，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市场诸领域受到了学界的重视与关注。此外，部门经济史、区域经济史、专题经济史、环境经济史、海洋社会经济史、经济地理史学的研究均取得了长足进展。以下，在师友们研究、总结的基础上，略作综述。

　　（一）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理论反思

　　1985年，许涤新、吴承明主编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 1 卷《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将学术界多年来的相关重要研究成果予以集中反映。以此为标志，有关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开始明显降温。20世纪90年代以后，出现了对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理论反思，代表性观点包括“情结论”、“假问题”与“真学术”论等。仲伟民在回顾该问题学术史的基础上，指出“研究资本主义发生及中国近代发展何以迟滞这样重大的问题，应该进行系统考察，并结合多方面比较，才可能得到一个比较全面而客观的认识”。此后，陈支平、徐晓望在总结傅衣凌对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论的探索的同时，指出资本主义萌芽论有其严重的内在缺陷，但绝不是一个伪命题，历史向来都是从大胆假设走向小心求证。历史学对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理论的研究，有其不可否定的历史价值。杨师群与曹守亮则围绕明清社会是否存在资本主义萌芽及其是否为假问题展开讨论，进而探讨了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对于史学研究的意义。徐泓明确指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范式虽已退场，但其在学术史上的历史地位和重大贡献已经确立。

　　（二）土地制度及其相关问题

　　随着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化的有序推进，对于土地制度及其相关问题的探讨不断深入，以封建土地关系的发展变化为中心线索，系统构建地主制经济理论和体系的成果尤显突出。方行指出，中国的地主制经济研究，不但要关注其各种具体存在形式、制度的发展变化，还要研究其历史作用，如历史使命与功能等。李根蟠反思了中国土地制度史研究，通过考察西周和春秋战国时期国家土地权利的起源和演变，以及秦汉以后官田民田并立、公权私权叠压的土地关系格局形成的历史过程，指出“中国历史上国家所有权和私人所有权不但可以并存于不同的土地客体之中，相互挹注，而且可以叠压在同一土地客体之上，彼此包容”。

　　与此同时，不断发掘和利用民间文书、鱼鳞图册、清代刑科题本、诉讼档案和民国期间的各种社会调查来探讨历史上的土地租佃关系、土地产权明晰与否、土地权利转让中的利益分配与社会经济发展之关系成为研究的热点，其研究时段亦从古代和近代逐渐延续开来。有关永佃权和“一田两主”，杨际平以中唐时期租佃契为实例，证实了唐、五代“一田二主”与“永佃权”的出现，并强调其是土地私有产权制度、租佃制度与契约租佃制度长足发展的结果和标志之一。龙登高的研究表明由于土地投资、收益、经营与风险的分解，地权呈现多层次形态，地权交易体系亦呈现多样化发展，土地产权、交易规则与契约精神得到了政府与法律的认可和规范。此外，有关“太湖模式”“关中模式”的提出以及对其的重新审视，亦成为学界所关注的重点。

　　（三）传统经济与近代化

　　改革开放以来，对于传统社会商品经济和自然经济的讨论逐渐升温。诸多学者运用经济学的方法对国内各类市场的发育状况及其相互关系、商品流通量和商品构成、市场价格体系及其变迁与市场层级的构建等论题展开了深入探讨。其间，吴承明与方行之间关于传统经济这个问题的通信，更是受到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在近3万字的通信中，内容涉及对商人支配生产的讨论、关于市镇理论、关于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关于市场经济萌芽的中断等。这些讨论，对于今后继续推动我国传统经济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方法论意义，同时也是关于中国传统经济史研究的重要学术史回顾，具有不可忽略的文献学价值。

　　20世纪80年代末，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部分学者在批判西方中心主义史观的讨论中，对中国传统经济给予了高度评价，并指出其在世界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由此而来，有关传统经济是发展还是停滞的再评价便成为学界所重点关注的问题。基于此，《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等单位和中国经济史学会先后举办了“传统经济的再评价”等研讨会，相关讨论“是在对既往研究的反思，尤其是对西欧中心论批评产生的不同认识的争论，而在讨论中出现了国内与国外有关学术研究前所未有相互激荡和相互呼应局面”。

　　有关近代化的研究。近代化，也称“现代化”“早期现代化”等。对于近代化内涵的理解，吴承明认为把过渡到市场经济作为现代化的标志，更符合历史实际；传统经济与近代化并非完全对立，有其互补的一面，传统经济内部的精华可以为工业化所利用。赵德馨提出经济现代化主要包括市场化（经济运行机制现代化）与工业化（设备技术现代化）两个主要层次，而市场化是经济现代化的基础和前提。朱荫贵论证了政府干预的不同是中日两国现代化发展道路出现“大分流”的根本原因。

　　（四）具体领域研究进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史学的研究范围不断扩大、学术新作迭出。与现实社会经济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受到格外重视，如海洋史、环境史、经济地理史学、经济转型等研究的开展，在体现学术价值的同时更加关注科研的现实借鉴意义。

　　1、农业与生态环境。有关农史研究，学界从生产、科学技术和地区农业发展等角度予以了充分探讨。随着环境史研究的兴起，对于传统农业的研究，开始重视农业生产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李根蟠指出，用环境史的视野观察经济史，可以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如自然对经济活动的“参与”，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应对”，资源供给的有限性和消费需求的无限性的矛盾等）加深或刷新我们的认识，使之成为经济史学科新的生长点。王建革认为华北平原的生态剧变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完成，农业生态系统，特别是种植业生态系统占据主导地位。至明清时期，较大环境变化集中在水环境与水利方面，其他方面则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

　　2、工业与商业发展。在工业史研究领域，盐业史研究成绩显著，学者们从制度、技术、市场等多个维度对盐业发展进行了深入研究。棉织业的早期历史因考古新发现而有突破，明清棉织业的发展及其社会经济意义则更为学者们所关注。历史上的手工业、丝织业、矿冶业和酿酒业研究，均有所突破。与此同时，商业史研究视野不断开阔，研究领域不断深入。吴慧主编的5卷本《中国商业通史》由中国财经出版社于2004—2008年出版，分别对各朝各段的商业发展、商人阶层、商业政策与商业思想进行了全面而详细的梳理。商帮史研究亦成为研究热点，成果颇丰。

　　3、财政与货币金融变迁。财政与货币金融史在资料整理和研究方面收获可观。由叶振鹏主编的10卷本《中国财政通史》由湖南人民出版社于2013年出版，其研究时段纵跨先秦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迄今篇幅最大、时段最长的财政通史。由李飞主编的6卷本《中国金融通史》由中国金融出版社于1999—2000年陆续出版，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全面、系统阐述和研究中国金融演进与制度变迁的专业通史。与此同时，断代财政史研究成果颇为显著；赋役史的研究区域更为广阔，关注内容更为细致；货币金融史研究内容已涉及制度、市场、组织、运作、金融家和农村金融等多个方面。

　　4、海洋贸易与区域经济。中国海洋经济有着丰富的实践，海洋经济史也是中国经济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成为学术界密切关注和探讨的对象。2014年在广东中山举办的“海上丝绸之路与明清时期广东海洋经济”国际学术研讨会，围绕大航海时代亚洲海洋形势与海上丝绸之路变迁、中国南方海洋经济发展与海陆互动，海上贸易与海洋网络、濒海地区开发与区域社会等论题展开了讨论。此外，黄纯艳探讨了宋代海外贸易空前繁荣的作用，指出有稳定商品结构和市场关系、稳定贸易力量、稳定市场区域的南海贸易体系最终形成，使亚洲政治经济格局及其运行形态发生了显著变化。南海地区发现和发掘的沉船，是研究中国古代海洋贸易网络变迁的重要资料。焦天龙通过梳理沉船数量和不同种类的船货，指出其中的中国外销瓷种类变化最为明显，而这些变化趋势反映了中国古代陶瓷贸易的变化过程。

　　5、历史经济地理与贸易格局。开展历史上的经济地理研究，能够反映地区、国家经济发展过程，并能联系一定区域的各种有关条件来论证经济活动的地域布局系统及其历史演变，总结经验教训和探求规律，有助于现今地区和国家的发展和经济建设，因此成为备受重视的研究领域。吴松弟、方书生强调，出于对中国本土经验的长时段与深入理解的需要，伴随着现代经济地理学方法与工具的完善，中国经济地理近代部分的重新书写正当其时，藉此可以深入展示1842—1949年中国经济地理变迁的图景与内涵。另外，由吴松弟主编的9卷本《中国近代经济地理》丛书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于2014—2017年陆续出版。该丛书第一次对中国历史经济地理进行完整全面地分析与讨论，及时弥补了中国经济地理研究“近代时段”的学术研究空白，从空间角度形成了研究近代中国经济的一个新路径。

　　6、经济转型及其意义。经济转型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经济现象或过程，其间所涉及到的各种环节，对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影响深远且直接。宁可从历史地理、经济结构、社会演变和发展诸方面，对我国封建社会的经济特点、路径选择进行了深入探讨，并就其对近代社会的深刻影响作了全面分析。林文勋提出“富民社会”理论，并以“民”的演变为线索，探究了中国传统社会历史发展变迁中的推动力量。高德步指出近现代变革既是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更是中国社会性质的根本转变。中国历史的独特性是由中国历史的独特起点和历史所形成的“路径依赖”所决定的。另外，吴太昌等从我国古代、近代和新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演进过程，考察了中国国家资本的变化和特点，进而探讨了中国国情以及国家资本的地位、作用和演变趋势。

　　三、理论方法的探讨与反思

　　近年来，中国经济史研究在积极探索国际先进研究方法的同时，对传统经济史理论也进行了深入反思，关于中国学术主体性的自身“话语体系”“学术范式”的构建尤其引人关注。

　　（一）“史无定法”理论的弘扬

　　吴承明提出的“史无定法”理论得到学界的弘扬与传承。赵德馨在解释经济史研究“学有定规，史无定法”的原则时，强调研究过程中可以用现有方法来解决问题，也可以集成、融合现有的方法进行深入研究，更可以提出新思维，创造新方法。总之，不要执着和局限于一种方法。方法的灵活运用，可以说是“史无定法”。董志凯指出在经济史研究中更好地运用理论工具、统计和比较研究的方法，能够运用一些理论假设来分析历史材料，主观的理论假设能够相对容易地得到检验。陈争平认为，在经济史研究过程中，关于世界观意义上的方法与认识论意义上的方法（包括解释、求证和推理方法）这两个层面，年轻学者要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先掌握逻辑学方法，先“掌握”再“突破”，先“规范”再“无定”；至于专业和技术研究方法（包括社会科学各学科的方法），“方法规范化”只是在技术层面摸索，目前基本上还是“无定”状态，都在不断创新。

　　（二）量化经济史学与历史上的 GDP

　　历史学在研究上引入量化方法，自其崭露头角起经历了三大发展阶段。20世纪最后10年，当我国史学界大部分学者对其看衰之时，国际史学界对其应用却已常态化了。近年来，量化分析方法得到了特别重视。陈志武强调，量化方法不是要取代传统历史研究，而是对其进行补充。量化史学不只是“用数据说话”，而是通过统计分析，既可令人信服地证明或证伪现有假说，也可以从历史现象中发现全新的认知。李中清指出，量化分析在研究大规模、群体性、连续性材料上非常有效。构建量化历史数据库、采用量化分析研究的模式，是史学研究社会科学化的重要途径。李伯重通过个案分析指出：“即使是一些被认为无可置疑的‘原始资料’，其实也是不可靠的。而在对这些资料进行鉴别和处理方面，量化方法不仅有用，而且发挥的作用是其他方法所无法替代的。当然，正如任何方法一样，量化方法在史料的鉴别和处理方面也有其局限性。因此在采用量化方法时，要充分注意其适用性。”

　　历史上的 GDP（国内生产总值）研究即是运用量化分析方法所开展的研究领域。杜恂诚、李晋认为，学术界对于中国古代、近代经济史上的 GDP 研究所存在的问题具有普遍性，这有碍于更加真实地认识中国古代、近代社会以及进行跨国家、跨社会的比较。他们强调不宜把GDP作为将中国古代传统社会或中国近代二元转型社会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作比较时的主要价值评价标准，尤其不宜用偏离定义或模型有缺陷的估计或计量方法得出的GDP数字来进行比较。倪玉平对安格斯·麦迪森的明清 GDP 估算进行了系统批评，认为其运用的数据缺失精准度，相关论述远非真实历史的写照。仲伟民、邱永志指出保罗·贝洛赫、安格斯·麦迪森等人最早把 GDP 估算研究带入中国古代史领域，但其较为粗略式的估算引发了学界关于 GDP 研究是否适用于中国历史、是否存在误区、跨地区跨时段的换算方法优劣性、公式模型及其基础资料是否严谨、数据统计与历史真实等问题的争议。

　　（三）中国经济史学“话语体系”的构建

　　“话语体系”是一个热门话题，它是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际地位空前提高的历史背景下展开讨论的。李伯重指出，中国经济史学与国际主流经济史学之间并无根本冲突。如果充分利用国际学术提供的资源和我们自己的学术传统，在改进和发展中国经济史学的工作中取得重大进步，将能对国际主流学术的改进和发展做出更大贡献，从而在国际主流学术中获得更大的话语权。叶坦指出，中国经济史学以其独有的深厚积淀和血脉传承，成为创新经济学话语体系和建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理论体系的重要基石。魏明孔强调，“中国经济史研究对于探索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意义是不可或缺的，而中国经济史学科的话语权及中国特色的经济史体系的构建，对提高中国的软实力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四、发展特点与未来展望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史学研究在稳定发展的过程中取得了诸多进步，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今后要进一步加强经济史学理论的深入探讨与创新研究，聚焦中国历史进程中的基本经济经验与突出问题，加以提炼、反思与研究，进一步形成并树立中国经济史学独特的话语体系。

　　（一）学科发展特点

　　从整体上来看，中国经济史学科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第一，与现实社会经济生活关系密切的学术问题愈来愈受到高度关注，举凡现实中人们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在经济史研究中几乎都能找到相应的研究课题，相关研究在体现学术价值的同时，更加关注其现实镜鉴意义。第二，在防止学术研究碎片化的同时，细化研究已经成为当下经济史研究的一个明显特色，这为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整体推进，特别是经济史研究理论方面的提升和长时段研究成果的落实，奠定了一定的基础。第三，在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理论的前提下，经济史研究理论方法体现出多元化尝试，“史无定法”已成为学界普遍遵循的原则。第四，大量经济史资料的发掘、整理和出版，为文献数据化的进展、专题数据库的建立和相关课题的深入研究提供了更加坚实的基础和条件，这对于经济史学科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第五，经济史教学和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从2015年开始，中国人民大学连续3年召开学术研讨会，就加强理论经济学中的经济史科研和教学工作展开专门讨论，并呼吁在经济学院恢复经济史课程的设置。上海财经大学、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已先后成立经济史学系，收到了非常好的社会效果。经济史科研和教学并重，已经成为学者的共识，也成为经济学院今后发展的趋势。同时，经济史教学和研究工作，在历史学院也得到了重视。经济学中的历史（理论经济学的经济史）与历史学中经济（历史学的经济史）相得益彰，推动了中国经济史学科的发展。第六，经济史研究机构不断增加。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先后成立的经济史研究所、研究院、研究中心以及研究室等不下40家，这些研究机构往往成为经济史研究和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其中部分研究机构已经成为国内外经济史研究的重镇，并产生了一些具有一定影响力的经济史研究学派。第七，培养年轻学者，为其成长积极创造条件，是经济史研究团队的共同做法。一些中青年经济史学工作者脱颖而出，在学术界崭露头角，使得中国经济史学界后继有人。部分单位还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引进年轻学者，保证了研究队伍的年轻化。第八，经济史越来越受到经济学界的重视，一些学校和学院在经费、人才引进等方面积极支持经济史团队。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有较高声望的中老年经济学家将研究重点转向经济史，甚至有德高望重的学者全身心地投入到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工作，这无疑对于活跃经济史研究意义深远。

　　在取得可喜成绩的同时，中国经济史研究也存在一些问题。诸如，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源于西方的后现代史学思潮开始渗透到大陆的中国史研究领域，尤其是在青年学者群中似渐有流行之势。“对于这样一种发端于西方的后现代思潮，倡导者照单全收，全盘移植，而反对者只是冷眼旁观，都缺乏真正的了解。”又如，对于研究工具的使用，有背离经济史研究的倾向。量化分析虽然对于活跃经济史学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部分研究成果用复杂的数学模型最终推导出一个非常浅显的常识性结论，是不可取的。再如，随着经济史资料的大量整理出版，经济史研究的碎片化倾向难以避免，这也导致学术研究中大局观和长时段意识的缺乏，理论突破显现瓶颈。

　　（二）未来展望

　　经济史研究应该建立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应该立足于史学。为此，一方面要重视新史料的发掘、整理与出版，如国家图书馆藏有火神会及火祖会账本数部、马德斌和袁为鹏等发现的山东省德州市宁津县统泰升号商业账簿，这些民间商业账簿对当地物价、工资与利率等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丰富与拓宽了经济史研究领域。另一方面，要加强数据库的建设。21世纪以来，随着各种社科研究项目的深入展开，根据原有资料整理而成的大型资料数据库大量出现，如李中清的辽宁双城数据库、海关资料数据库，陈争平的近代中国经济统计原始数据库以及相应的改进数据库，陈志武推进的清代刑科题本数据库等。但是，这种数据库的建设还远远不够，要继续加强大型综合数据库的建设，加强学术资源的共享，共同推进新史料的发展、整理与出版。

　　重视实证并不意味忽视理论，忽视理论也偏离了经济史学科的特征。经济史研究需要经济学理论的指导，经济史研究者如果不加强理性思维，不重视理论概括，研究水平很难提高，而且将制约中国经济史及经济学的发展。目前，部分经济学家将研究重点转向经济史的关键正在于经济史能够为经济学研究提供更多、更好的经验事实与理论支撑，可以推动经济学理论的创新。但是，我们不能把经济史完全变成经济学理论的推导和经济学模式的演绎。经济史的研究必须重视理论与实证相结合。只有以中国经济史研究为基础与研究重心，进一步加强理论与实证的综合研究，才能为创立中国经济史学的话语体系奠定扎实的实证与理论基础。

　　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综合国力的持续提高，中国学界在加强国际交流、引进国外理论方法的同时，也对自身的“科学范式”、“话语体系”及学术主体性等进行深入思考和探索，纷纷积极探讨建设中国学派的可能。中国经济史学界要充分利用当前的大好环境，大力探索构建中国经济史话语体系的可能与方向。

　　（魏明孔，中国经济史学会会长；丰若非，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