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办好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必须有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的一流大学”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学术问题。可以在财政的视角下，就发展模式、结构模式、治理模式、激励模式这四个方面来把握和理解“中国特色”。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指出：“提高高校教学水平和创新能力，使若干高校和一流学科达到或接近世界一流水平。”国务院近日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推进我国从高等教育大国到高等教育强国的历史性跨越。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的“五四讲话”中指出，办好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必须有中国特色。

　　“中国特色的一流大学”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学术问题。笔者认为，可以在财政的视角下，就发展模式、结构模式、治理模式、激励模式这四个方面来把握和理解“中国特色”。

　　高等教育的发展模式

　　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已经呈现了如下具有“中国特色”的特点：第一，我国在社会经济发展基础较为薄弱的情况下提出并实现了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目标；第二，我国在同一历史时期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作为了公共政策目标。

　　固然有国家也在基础较为薄弱的情况实现了高等教育大众化，当前提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目标的也不乏发展中国家，但是两者同时发生、且两者都有“体量巨大”的压力，可谓我国的特色之一。

　　我国的高等教育扩展,前期以“大的非公共投入、小的非公共部门”为依托，即主要依托公立院校，使其在有限的财政投入背景下，以大量汲取非公共财政的经费（学费）实现了扩大高等教育供给的目标。同时，我国实施了持续十余年的以支持建设一批世界一流大学为目标而对精英型公立大学的倾斜性财政支持政策。

　　近年来上述政策有所调整，包括中央政府开始对地方院校提供财政支持，民办高等教育稳步发展。但是，我国高等教育“优质平价、低质高价”的基本格局仍然没有改变。

　　因此，在发展模式上,我国的挑战主要来源于发展中国家、高等教育大众化、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这三个因素的同时存在，把握好高等教育大众化与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教育发展事业的节奏，平衡好重点投入与普遍改善之间的关系，平衡好质量、规模与速度的关系都极端重要。

　　高等教育系统的结构模式

　　所谓结构模式，是指构成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系统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模式。在此，我们将结构模式问题又划分为两类问题：横向的结构模式问题，主要指教学、科研以及其他高等教育功能由哪些高校承载；纵向的结构模式问题，主要是指不同的质量和选择型的院校之间的关系问题。

　　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和普及化的发展，高等教育系统的纵向结构问题越发凸显，斯坦福大学学者拉伯雷将之称为“高等教育的民主政治和市场导向之间的矛盾”，他还指出各国都采取了类似的方式来处理这个矛盾，即学校分层制度。

　　美国顶尖大学的学术成就在全世界范围内受到高度关注。但是，美国模式在其结构模式方面具有几个突出的特点。讨论这些特点，有可能启发我们对于“中国特色”的思考。

　　第一，根据拉伯雷的观点，美国具有强烈的市场导向，大学的分层程度远远高于欧洲大学，顶尖大学的资源集聚度及其与底层大学的差距，远远高于欧洲国家。

　　总体而言，美国大学，包括美国公立大学的特点之一在于对学费和消费者的依赖，而不是如欧洲大学那样依赖政府。

　　由于这种消费者依赖，美国大学围绕市场组织自己，把自己变成了极具企业家精神的自治机构。在大学内部治理上，美国大学建立了更加具有理性化色彩的现代大学制度体系，包括清晰的科层管理架构、商业化的预算机制、专业的经理人队伍、精细的学生入学和教师招聘及晋升评价体系。美国大学也发明了学分制度，从而更能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在所谓“现代化”和“理性化”方面，美国大学走在了欧洲大学前面。

　　第二，这些大学既把学术研究和研究生教育作为主要功能，同时也重视完善本科教育、发展应用研究和实用教育。在财政方面，在一个市场导向的高等教育系统中，大学主要依赖本科生的学费收入和本科生校友的捐赠这样的资金来源。即使是联邦项目（如增地运动、退伍军人法案、佩尔助学金），也都是利用市场机制在消费者和提供者之间建立直接的联系，而不是通过中央计划配置实现。

　　第三，根据我们的研究，虽然美国大学受到较弱的政府干预，却没有像德国、法国等那样有一个国家支持的独立的科研机构系统，大学被定位为主要的基础研究承担者，并且美国建立了完善有效的、依托大学的国家实验室制度，因此研究型大学同时兼具教学和研究功能。需要指出的是，美国不仅具有“科教融合”的科研体制，而且其科研体制甚至是“军民融合”的，这一特点往往不为学者所关注，而这是其最重要的特点之一。相比之下，德国、法国、俄罗斯等国，与我国一样，存在着一个强大的独立科研机构系统。有研究表明，在德国，大学在与科研机构的竞争中处于劣势，原因是高校的招生人数每年都在扩张，政府要求高校必须优先保证教学任务的完成。与之相比，德国以亥姆霍兹联合会、马普学会为代表的政府下属的独立科研机构经费充足、没有教学负担、有着更加灵活的人员激励机制，科研成果产出也更高。以诺贝尔奖为例，德国大学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获奖人数非常少。但是马普学会自1985年至2014年，获得诺贝尔奖的人数有12人。需要补充的是，马普学会等和大学之间存在紧密的相互合作关系。

　　将德国、法国等几个典型的欧洲国家与美国对比，我们发现，在一个“政府依赖”的高等教育系统中，学校之间财政投入的差距，往往是学校在研究功能方面的差距；但是普通民众和二三流院校往往会视之为不公平的财政政策，因为这些顶尖高校教学功能的服务群体，往往是社会的优势人群。因此，要求或维持均衡化分配资金的民主政治压力持续存在。然而，如果扩散使用旨在提高国家科研能力的财政资金的话，无疑可能会造成效率损失，因为所有人都心知肚明，不是那么多高等院校具备足够的研究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