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我国普通高中学校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同质化现象。组织社会学新制度主义认为强迫性机制、模仿机制、社会规范机制导致组织行为、组织形式的趋同性，这对于解释我国普通高中学校同质化现象具有很强的契合性，我国普通高中学校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着中央集权的大一统管理权等强制性约束、文化认知观念的规范性约束以及环境不确定下寻求合法性生存的模仿性反应等制度困境，深刻分析普通高中学校面临的同质化困境，探索突破困境的出路，对于高中教育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普通高中 教育场域 组织同形 新制度主义

　　基金项目：本文为全国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青年项目“基于特色培养目标的普通高中培养模式研究”(EHA140393)和山东师范大学2014年度青年教师科研项目(人文社科类)“普通高中学校培养目标多样化案例研究”(14SQR009)的成果。

　　我国普通高中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出目标统一、课程一致、评价相仿的状况，这种同质化现象引起教育界的极大关注。突破学校同质化现象，促进普通高中学校特色发展，成为我国基础教育研究中的重要问题。无论是政府层面，还是教育学术界对普通高中学校特色化、多样化发展都给予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提出，“推动普通高中多样化发展”，“推进培养模式多样化，满足不同潜质学生的发展需要。探索发现和培养创新人才的途径。鼓励普通高中办出特色”。教育学术界对于高中学校特色化、多样化发展也作了相当多的探讨，主要集中于普通高中学校特色发展、多样化发展的意义，普通高中学校特色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的分析，以及促进普通高中学校特色发展的策略，而对于普通高中学校同质化、单一化的形成机制却鲜有论述。然而，深入了解普通高中学校同质化的形成机制是思考、解决普通高中学校特色化、多样化发展的前提，只有把握普通高中学校同质化的形成机制，才容易对症下药，突破普通高中学校多样化发展的阻滞机制，实现普通高中学校的健康发展。

　　一、组织社会学的新制度主义理论内涵

　　在组织社会学领域，由于受韦伯的理性组织理论和权变理论的长期影响，早期研究的重点侧重于组织的多样性，认为组织是一个技术组合体，是为了完成某种任务而建立的一个技术体系，在这个封闭的系统中，组织的内部结构随着它的规模、目标、技术和环境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呈现出多样性。20世纪40年代，早期制度学派代表人物塞尔兹尼克(Selznick)通过对田纳西水利大坝工程和管理机构的研究，发现理性组织在实际运行中并没有像传统组织理论所认为的那样朝着组织目标运作。从这个意义上说，组织运行过程中存在非理性活动。塞尔兹尼克研究指出，组织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它受到所处的环境的影响。组织的发展是和周围的环境不断相互作用的过程。[1]该理论仍属于旧制度主义理论体系，因为它仍囿于权变理论的框架之中，即组织结构因环境条件、技术、目标的不同而变化，环境变了，组织结构会跟着相应地变化。

　　但塞尔兹尼克给制度主义研究带来了新的视野，在这一理论背景下，美国社会学家迈耶(John Meyer)提出了一个完全相反的命题，认为不同的组织的内部制度和组织结构很相似。1977年，迈耶和罗恩(Rowan)在《美国社会学杂志》上发表《制度化的组织：作为象征符号和礼仪的正式结构》一文，自此，组织社会学研究进入了新制度主义社会学研究时代。新制度主义社会学认为，研究组织现象，不能从组织内部去解释，而要从组织外部环境的角度去考察；并且关注环境不能只考虑技术环境，即组织为了实现组织目标而对人员和各种资源进行协调并确定其相互关系，设计组织结构并以此来适应环境，完成组织工作的行为过程所采取的技术方法，还必须考虑制度环境，即组织所处的法律制度、文化期待、社会规范、观念制度等等人们认为顺理成章的社会事实。各种组织同时生存在制度环境中，是制度化的组织，组织的形成与发展是一种在制度环境下不断制度化的过程，制度环境要求组织服从“合法性”机制，接受和采纳那些在制度环境下“广为接受”的组织形式、做法或“社会事实”。如果组织的行为有悖于这些社会事实就会出现“合法性”危机，会对组织的发展造成极大的困难。制度主义理论强调“合法性”机制的重要作用，认为社会的法律制度、文化期待、观念制度等人们广为接受的社会事实，具有强大的约束力量，规范着人们的行为，诱使或迫使组织采纳具有合法性的组织结构和行为。这一理论认识是新制度主义的重大贡献，为制度研究提出了一个全新的理论视角。20世纪80年代，迪马吉奥(DiMaggio)和鲍威尔(Powell)等人的研究丰富了早期的新制度主义社会学，他们提出有三个机制导致组织行为、组织形式的趋同性，分别为强迫性机制、模仿机制、社会规范机制。[2]]此后，斯科特(Richard W. Scott)又进一步发展了这一理论框架，将分析制度的关键要素归纳为规制性(regulative)、规范性(normative)、文化-认知性(cultural-cognitive)三大基础要素。[3]这一时期，新制度主义理论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新制度主义认为，组织不仅在一定的技术环境中运作，而且在一定的制度环境中生存，组织结构很大程度上受环境因素的影响。不同类型的组织与环境之间的作用机制是不完全相同的，斯科特从组织与环境之间的作用机制对组织进行了分类，他归纳出，学校是一个受制度环境影响较强、受技术环境影响较弱的组织。(见表1)[4]

　　表1  根据组织与环境之间的作用机制对组织进行分类

　　(资料来源：Scott. Organizations: Rational，Natural and Open Systems(third edition)[M]. Prentice-Hall, 1992: 133.)

　　普通高中学校作为一个社会组织，其显著的特点是受制度环境的影响较强，受技术环境的影响相对较弱。在新制度主义理论看来，组织所处的制度环境会要求组织服从“合法性”机制，采用在制度环境下广为人们接受的做法，而不管这种做法对组织内部运作是否有效。合法性机制是新制度主义理论的重要机制，新制度主义代表人物都将其作为分析制度同形的理论基石，但观点略有不同。迈耶和罗恩讨论的是强意义上的合法性机制，他们强调一个大的制度环境的重要性，强调是这个制度环境影响了人们和组织的行为模式，迪马吉奥和鲍威尔关注的是弱意义上的合法性机制，他们强调的更多是组织和组织之间的网络关系、组织之间的相互依赖性甚至组织内部的运行机制。[5]斯科特认为，学校是受制度环境影响程度较强的组织。普通高中学校的存在需要符合社会对于该组织的“合法性”期待，为此，用新制度主义理论来分析普通高中学校同质化发展现象具有很强的契合性。

　　二、普通高中学校同质化的形成机制

　　我国普通高中学校的同质化主要体现为培养模式的趋同。培养模式涉及到培养目标、培养规格、课程设置、教学设计和教学方法、评价方式、管理制度等要素。学校培养目标是培养模式的根本，是培养模式其他要素运行的基石和指导，是学校组织发展的方向和归宿，对于学校的发展起着引领性的作用。由于不同地区、不同学校的历史文化、师资、生源特点不同，学校所培养的人才质量标准与规格要求必然也会有所调整，这就决定了普通高中学校培养目标的特色性与多样性。实践中，绝大多数普通高中学校也根据学校的特点提出了各自的培养目标，如“培养积极而负责任的公民”“培养基础厚实、人文见长、品行雅正、人格独立、视野开阔、可持续发展的高层次优秀人才”“培养个性鲜明、充满自信、敢于负责，具有思想力、领导力、创新力的杰出公民”等多样的学校培养目标，但这光鲜的培养目标之下，学校无论是课程还是教学还是社团活动，与目标毫不相干，剩下的是赤裸裸的“升学”目标。学校追求的是几年内升学率提高多少，多少学生升入名牌大学。学校提出的多种多样的培养目标只是学校招生宣传或虚设在学校橱窗中的口号。“升学”异化为学校真实的追求目标，“升学”目标下的学校培养模式近乎雷同，即所谓的千校一面。我国绝大部分普通高中学校，其课程设置、教学都是围绕着高考来进行，高考考什么内容，课程就设置什么内容，课堂教学也是围绕着高考的侧重点来讲授，“育人”更多让位于“升学”。普通高中学校的这种千校一面的现象，严重地违背了学校的教育教学规律，难以满足学生身心健康发展的需要，以及社会对人才需求的多样化。在当今这个强调以人为本的时代，关注学生个性发展，平衡学校教育的本体性功能与社会性功能，是一个时代性的重要议题。分析目前我国普通高中同质化的形成机制，探索突破困境的出路，显得尤为必要。新制度主义认为，当代社会中，组织的趋同现象的形成源于组织所面临的制度环境，即一个组织所处的法律制度、社会规范、观念制度。借鉴迪马吉奥和鲍威尔的分析框架，普通高中学校同质化的形成机制体现如下。

　　(一)强制性同形

　　强制性同形源于一个组织所依赖的场域中的其他组织向它所施加的正式与非正式压力，以及由其所运行的社会中存在的文化期待对其所施加的压力。在某些情况下，强制性同形是对国家法令的一种直接反应。从根本上说，这种制度同形来源于强制性权力。[6]一个国家的教育管理体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整个国家的教育是否是千篇一律。我国的基础教育是作为国家事业在运行，国家对于学校的趋同起到了一种“强迫作用”。学校作为一种组织机构，在教育活动过程中必须遵守政府制定的一些政策法规，国家的一些政策制度对学校的生源、人事选聘与管理、财政管理、课程、教学、评价等诸多因素都作了一些限定，并且这些政策法律制度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在普通高中学校这个教育场域中，强制性同形现象尤为明显。具体表现在学校的人事管理、课程设置、评价制度等方面。

　　教育管理是实现高中育人模式的保障，管理主要涉及学校的财务管理、人事管理(校长聘任与教师选聘)等方面。在校长聘任上，我国很多地方规定中小学校长连任不能超过两届，每一届一般是三到六年，到期必须流动到其他学校。校长短暂的任期必定会给学校组织的发展变革带来障碍。“事实上，即使是再优秀的校长，要想在一所学校发挥作用，实质性影响这个学校的文化和内在精神，如果没有三五年的时间，恐怕也是难达到目的的。而一所学校办学特色与组织文化的形成，就更离不开几任校长的接力耕耘，因而需要花费更长的实践也需要更加缜密的设计。”[7]在教师选聘上，从2011年9月开始，教育部组织实施教师资格考试和定期注册试点，建立了“国标、省考、县聘、校用”的教师准入和管理制度，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教师队伍整体素质，但学校选聘教师的主动权非常有限，以致很多学校校长抱怨学校招聘不到学校需要的教师，而教师是学校实施课程教学的主体，缺乏适合的教师，学校教育质量的提升、学校特色发展必将面临巨大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