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汇教育》上期刊登《一个独立教师的自述：我为何辞职?》之后，引起了很多读者的关注。与项恩炜老师一样，章鱼也选择做了一名独立老师。她说，教师需要做这个时代中最勤恳有创造力的“学生”，这才是教师行业的职业道德与基本素养所在。

　　18岁前，我的人生，只被一张张考卷填满。很长一段时间都一叶障目地以为，考试是每个人人生的全部。

　　18岁那年高考，我患了一场大病，当别人竭尽全力，厮杀在一线战场时，我却胆战心惊地卧在手术台上。惨烈的竞争与我无关、前途也似乎与我渐行渐远，现实活脱脱地抛下了我！三个月后，当我再次回到了那热火朝天的高考考场时，我更发觉，校园好残酷！忙碌的莘莘学子们，不会在乎身旁的座位少了一个人，问候、关怀与停留是奢侈的。人人只为自己的前程马不停蹄！而我就读的是一所一级重点中学，人人的眉宇间都刻着三个字：考名校！

　　我比一般人更痛恨当下功利的教育体制！

　　大学毕业时，身边很多同学挤破头要进公校任教，甚至名校毕业的非师范生也忙着考教师资格证，毅然要投身教师队伍。我曾经问他们：“你们为什么要当老师！”极多的回答让我担忧：“因为稳定！”

　　这些追求“稳定”而投身教育事业的大学生们，是用一种怎样的心态在面对那些受教的群体？

　　教育行业拼的不再是核心、理念、人文关怀，而是像菜市场一样的想当然的性价比。

　　我很痛恨一名根本不会说课、无教育情怀的伪师者站上讲台，甚至一站就是一辈子。他稳定了一辈子，却耽误了一代代受教者！

　　18岁时，我遇到我本该最爱的语文科目的老师，是一位退休返聘的老教师。独臂、秃头、姓什么我也记不清了。大概是教学年历久了，他上语文课极其枯燥不得法，每次课上宝贵的45分钟，对他与我们来说都是一种心理煎熬。

　　如今的我，回想当年的这位老师，怕是他该有多厌恶教学，也怕是有多少学生被他折磨地恐惧本应鲜活的语文。教师的专业素养怎该是一张教师资格证可以证明得了的？

　　那些以“追求稳定”为人生目标的执教者身上，能当之无愧地具备及担当如此使命么？

　　@ 体制教育的讨伐声

　　我为何会离开体制内的好学校？其中一个原因是，语文，被不公正对待。

　　我曾在一所重点中学的国际部任教一年。孩子们的目标是美国排名前30的大学，托福、SAT成绩是他们迈入名校的筹码，他们为此拼尽全力。每天走进教室，撞入眼帘的是他们埋头做着数理化，默写英文单词的场景。那七零八落的外文书、单词书占据了整张书桌。而他们中文的阅读量却近乎为零。我让他们完成“我最爱的书目”的清单中，他们绞尽脑汁列出了以下书目：《淘气包马小跳》、《窗边的小豆豆》。我震惊了，这所市重点中学的高中生们，该有多久没有亲近过阅读了？有位校领导甚至出文禁止学生在课上及课间阅读中文书籍。我实在难以想象，即便是拿到高分的他们顺利迈入理想学府后，又该拿什么与美国乃至世界的孩子去较量？他们有思想么？有志向么？他们人生就在一个没有光亮的黑暗通道中行走。

　　其次，语文教育中写作教育是“重度残疾”。我走访的很多中小学，孩子不喜欢写作，不会写作！教师简单粗暴地方式应付写作教育，学校漠视写作教育的现象比比皆是。

　　我曾经在任教的孩子中做大量的调查，大部分孩子在中小学阶段，老师都要求背作文、抄作文，考试套用作文。语文的基础学习也只存在词汇、字句、篇章、声调等机械的技术训练。语文的人文素养在此被全盘扼杀。

　　有位学生在写《我最喜欢的植物》一文中，直接在网上抄袭了一篇，为了避免雷同，他随机将最喜欢的“玫瑰”两字改为“菊花”。于是，春天的玫瑰，被长出了“菊花”。那句“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也硬生生地被他改为“送人菊花手留余香”。究其原因，是这位孩子的语文老师平时引导他们周周摘章抄文。

　　写作，本该是一个人内在品质与智慧的输出，但在当下的体制教育中，却前途未明，甚至让年幼的孩子辨认不出语文的真实面貌。这些投机取巧、手段恶劣教育方式被语文老师默认与宣扬的结局会是什么？结果实难想象。

　　我曾经满怀期待地去听一位知名作家的讲座，她颇得意地扬言：“写作是人的天赋。写作的本领只能意会不可言传。”都说教会徒弟饿死师傅，这位作家用“天赋”两字，掐灭了千千万万孩子的向往，导致绝大部分孩子真的认为写作是小众人的特权，他们写起文章来就抓耳挠腮、坐立难安，加之语文教育考核的指标又仅仅局限于考试成绩，就更忽略了学生接受写作能力的培养、文字运用能力及思考表达能力的训练。坦白说，语文教育中写作教育的残缺，简直是在剥夺孩子的思考与成人的能力。巴金曾说：我写作不是因为我有才华，而是我有感情。语文教育让孩子起码表达感情的能力都没有，该有多苍白？

　　第三，一本教课书，占据半壁江山。书本知识和应试为目标的教育制度很难让语文教育有大展拳脚的余地。语文教材的编写者虽都是专家们在浩淼书海中苦心挑选，但就一座图书馆而言，区区教材显得单薄而轻渺。但传统语文的教育方式没有起到抛砖引玉的效果，相反却禁锢在那些残句断章之间。

　　我曾经尝试在我的教学中融入大量的课外阅读，印发历史、人文的篇章及自己最爱的书目给学生，但结果却发现，因为量化的需要，学生、家长及体制教育都高度一致地离开根本的衡量标准，只是以表面分数的估量来浅短地判断一个学生语文素养。几乎所有人都一面抱怨蹩脚的考试，又一面还是态度坚定地认为阅读是一件奢侈的行为。这让我很难在体制内去做我真正想做、能做的事。

　　写作，靠背诵范文；阅读，靠大量做题。学生上课听分析对答案，下课做习题，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把好端端的文章“碎尸万段”。他们没有时间去感受阅读的美丽。老师教书，被箍上了一个紧箍咒。无奈只好成天抱着一本教科书，坐地画牢。因此还流传着一个笑话，世界发达国家人均阅读量是50本书，而中国年人均阅读量却只有4.3本书，其中4本是教科书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