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个世纪以来，郑州地区的考古大发现接二连三，令人炫目，使人震撼，有四项成果入选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13项成果获全国年度十大考古新发现，数量之多位列全国各地之最。这些大发现项项惊人，件件拓新，时代之早、内容之新、文化之灿烂，颠覆和更新了人们对于中华早期文明的原有认知，为重构中国上古史提供了新材料、新认识、新标准、新坐标，书写了中国考古史的灿烂篇章，成为认识距今1万年前到3000年前中国文明肇始、形成、发展的关键。

　　一、发现之众、入选之多，彰显了郑州在中华文明早期发展进程中的核心地位

　　现代考古进入郑州是最近60多年的事，但就是这短短60年，郑州地下掩埋的事关中华文明源起的历史遗存却一处处、一层层被科学发现。

　　在这些数以万计的考古发现中，“新郑裴李岗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登封王城岗龙山文化遗址的发掘”“郑州商城遗址的勘探与发掘”“新郑郑韩故城遗址的勘探与发掘”被评为“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郑州西山仰韶文化城遗址”“郑州石佛乡小双桥商代遗址”“新郑郑韩故城郑国祭祀遗址”“新密古城寨龙山时代古城”“郑州大师姑夏代城址”“荥阳关帝庙遗址”“新郑唐户遗址”“新郑胡庄墓地”“荥阳娘娘寨遗址”“新密李家沟旧石器—新石器过渡阶段遗址”“新郑望京楼夏商时期城址”“郑州老奶奶庙遗址”“郑州东赵遗址”等在当年入选“全国年度十大考古新发现”名单。

　　除此之外，郑州的秦王寨遗址、大河村遗址、青台遗址、后庄王遗址、双槐树遗址、新砦遗址、花地嘴遗址、官庄遗址、祭伯城遗址、古荥冶铁遗址、黄冶遗址、通济渠遗址等考古成果也全国瞩目。

　　郑州的考古大发现不仅数量多，而且每一次发现都能引起考古界的轰动，几乎所有的发现现场都能见到国内外学术界泰斗们闻讯而来亲临考察的身影。在一个7446平方公里的范围内，短短60年，就有这么多考古大发现，并且，每次考古大发现都能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与激动，这彰显了郑州地区历史文化遗存和历史文明的丰厚，彰显了郑州考古大发现意义与价值的巨大，彰显了郑州在中国现代考古史上的重要地位，彰显了郑州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中的重要分量。也再一次印证了以郑州为中心的中原地区是中华民族和文明摇篮的历史定论难以撼动。

　　二、时代之早、面貌之新，拓展了人们了解和认识中华文明发展的新视野

　　郑州考古大发现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所有的项目时代都在2000年前，早的可到5万年前，晚的也在2300年前。而这一阶段至少有4万多年是中国历史尚处于没有文字记述的时期，这就使得郑州的考古发现极为重要，也恰恰如此，郑州的考古发现几乎每次都令人耳目一新，每次都拓展了人们对中华文明的新认知。

　　“郑州老奶奶庙遗址”首次在中华文明的核心地区发现5万~3万年前现代人生活的中心营地，建立起当地旧石器中晚期直至全新世文化的完整系列，这个系列及其所见石器技术、文化行为的演进发展过程，关系到东亚地区现代人及其文化起源的重大前沿性国际课题，证明了东亚现代人非洲起源说不可信。

　　“新密李家沟旧石器——新石器过渡阶段遗址”首次发现了旧石器晚期至新石器时代早期多个地层的堆积，解决了华北地区这两个时代交替的缺陷问题，尤其是遗址内出现的大型石器和就地取材的大石块，以及陶器的出现，揭示了人们居住、取食、制作等生活行为的新变化。

　　“新郑裴李岗新石器时代遗址”和“新郑唐户遗址”首次将人们当时认知的中国氏族社会的生活从6000年前拓展至8000年前，使人们第一次了解和看到了那个时代人们居住的村落、房屋、生产和生活方式。

　　“郑州西山仰韶文化城遗址”首次发现了5000年前的城池，这是当时国内发现的时代最早、建筑技术最为先进的早期城池，显示了巨大的进步和创造力。西山古城开启了中国大规模城垣建筑规制的先河，其建筑方法、形制结构对其后城池的营造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仅是中国古代建筑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对于探讨中国早期城市的起源以及华夏早期文明的起源和形成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新密古城寨龙山时代古城” 在城池的中部偏北位置，首次发现了大型成组的廊庑式建筑夯土基址遗存，这些建筑形成了由四合院、多进院落、回廊等多组建筑组成的大型建筑群。这是我国现知最早的具有四合院特征的大型建筑群，而这种建筑布置，奠定了我国数千年帝王宫殿建筑的基本格局。其中一处室内没有隔墙的大型厅堂，长度超过38米，宽逾13米，形成了一个360多平方米的空间，更是我国古代建筑史上的一个创举。这组建筑，开启了后世宫殿多进院落前后连缀的先河，在我国古代宫殿建筑史乃至文明史的研究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古城寨城池是中国4000年以前古城群中现今保存最为完好的城池，是中国此后延续数千年连绵不断城池建筑布局的“母体”，奠定了后世四合院建筑和城市与宫殿布局的基本格局，在我国筑城史上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

　　“登封王城岗龙山文化遗址”首次发掘到与史册所载的“禹都阳城”相呼应的夏代文化城址，铺垫了探索夏王朝文明的道路。

　　“新密新砦夏文化遗址”首次发掘到晚于“王城岗遗址”早于“二里头遗址”的夏代早期文化城址，填补了“王城岗遗址”与“二里头遗址”中间的缺陷，使夏王朝的发展年轮第一次完整地衔接在一起。

　　“郑州大师姑夏代城址”首次发现二里头时期文化城址，为研究夏代方国与社会结构，探讨夏代晚期夏商文化关系、夏商交替年代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新郑望京楼夏商城遗址”首次发现“二里岗文化城池”相套“二里头文化城池”的城套城遗存，对于探讨二里头文化晚期与二里岗文化早期两种文化更替、分界及早期中国城池建制、布局具有重要意义。

　　“郑州东赵遗址”首次发现了新砦时期城、二里头时期城、商代大型建筑夯土基址、西周时期城的遗存，构成自夏至西周清楚完整的年代序列，对于研究河南龙山文化向二里头文化的变迁、二里头文化与夏商文化及郑州商城关系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郑州商城遗址的勘探与发掘”首次发现了保存完整的商代早期都城遗址，不仅为殷商王朝晚期的历史文明找到了源头，也首次将有实物可证的中华文明史和中国都城史由2700年前拓展到3600年前。

　　“郑州石佛乡小双桥商代遗址”首次发现处于郑州二里岗商城和安阳洹北商城之间的具有都邑规模和性质的城址，带来了夏商考古学上的一个新突破。

　　“荥阳关帝庙遗址”首次发现经过规划的功能齐全的商代晚期大型聚落遗址，使人们首次了解和认识了商代都城之外乡村聚落中平民居住、手工业、祭祀、墓葬等生活、生产的状态。

　　“荥阳娘娘寨遗址”首次发现两周时期城址，填补了两周文化的空白。上述的这些考古大发现提供了中国先人创造的灿烂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新实物，形成了人们对中华早期文明的新概念和新认知，建立了中国上古史的新坐标，为重构中华早期文明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