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邓州 许满贵

　　“冷官门户日萧条，亲旧音书半寂寥。惟有太原张县令，年年专遣送蒲桃。”苏轼一生仕途坎坷，多次遭贬。不得意时，故旧亲朋不敢上门，甚至杳无音讯。他感谢太原的张县令，重情义不改初衷，每年派人给他送葡萄。

　　葡萄，古代曾叫蒲陶、蒲萄、蒲桃、葡桃，葡萄酒则叫“蒲陶酒”。葡萄蔓藤延长，寓意飞黄腾达、连绵不绝、久盛不衰、兴旺发达；成串的葡萄寓意丰衣足食、美满富足、硕果累累、多子多福，征兆美好吉祥。

　　长期以来，人们大多认为葡萄是西汉张骞（前164—前114）从西域带回内地的。查“葡萄”一词，司马相如（前179—前118）的《上林赋》：“梬枣杨梅，樱桃蒲陶。”中国最早关于“葡萄”的文字记载见于《诗经·豳风·七月》：“六月食郁及薁（yù）。”《说文》：“蘡薁，野葡萄。”可知早在商末周初时，我们的先祖已经知道采集并食用野葡萄。

　　考古专家陈习刚对晋唐时期《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有关“葡萄”的不同名称做过详细统计。涉及“桃”、“蒲桃”、“陶”等不同名称的文书，出自39个墓58件。从称谓角度看，其中高昌郡文书3件，均称为“蒲陶”；高昌国文书27件，其中“桃”12件，“蒲桃”8件，“浮桃”2件，“蒱桃”1件，“桃”、“浮桃”并用1件，“桃”、“蒲桃”并用3件；唐西州文书28件，其中“桃”13件，“蒲桃”4件，“蒲陶”1件，“陶”6件，“蒲桃”、“桃”并用2件，“蒲桃”与“桃”并用1件。唐人诗歌涉及葡萄的诗45首，其中作蒲陶的21首，作葡萄的17首，作蒲桃的3首。从诗歌、典籍中“蒲陶”、“蒲桃”、“蒲萄”、“葡萄”互用，以及吐鲁番文书并用互为印证，表明“蒲桃”、“葡萄”是唐时葡萄的通称。唐以后的《资治通鉴》、《文献通考》、《文苑英华》、《太平御览》、《太平广记》典籍、类书及文集等多记葡萄为“蒲桃”、“蒲萄”、“葡桃”；而《元史》、《大元圣政国朝典章》更多只记“葡萄”。通观葡萄传入后，其名称为中原人们接受并相对固定使用是在唐宋。

　　沙埋文明，举世轰动。1987年新疆和静县察吾呼沟43号墓出土西周—春秋时期的田园葡萄纹彩陶罐（图1），高36.5厘米，口径15.3厘米，底径5.6厘米。夹砂红陶，敞口，竖颈、溜肩、鼓腹，小平底。唇口下至上腹端部平涂出四条拐弯曲折的竖式宽带，宽带内以赫色绘制有果实挂藤的葡萄纹；在涂成黄白色的地上，绘三组不规则的网格，内填圈点纹，宽垄密植的田地寓意田园。整件陶器纹饰新颖，生活气息浓厚，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的“镇馆之宝”。1988—1996年中日在尼雅遗址合作考古中，发现了篱笆墙围起的葡萄园遗址、葡萄籽化石（图2）及酿造酒具。据C14技术测定，此墓地距今2295±75年。这些出土文物改写了《史记·大宛列传》、《汉书·西域传》、《博物志》记载葡萄是李广利破大宛之后，张骞带回葡陶种并种植酿造葡萄酒的历史。

　　西行丝绸，东返葡萄。著名学者王仲犖著《金泥玉屑丛考·西陲敦煌物价考·果子价》：“干蒲陶一升，上值钱拾七文，次拾六文，下拾五文。”（一升，折合现在的1000克；一文铜钱，折合当今人民币2角）在唐唐天宝二年（743），一升上等的干葡萄，折合当今人民币3.4元。而一匹细丝绵绸，值钱1880文，比一升干葡萄价高11.5倍多。看来用丝绸交换葡萄，是个赚钱的买卖。1969年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117号唐代（618—907）墓中出土干化葡萄（图3），长6厘米，呈褐色，形状小而圆，为带籽的葡萄。干化葡萄是丝绸贸易融合“生物丝路”的印证。这是1969年河北定县静志寺佛塔地宫出土的北宋太平兴国二年（977）玻璃葡萄（图4），最大径1.82厘米，长2.15厘米，最小径1.3厘米，长1.4厘米，为圆形、椭圆形，腹壁极薄，内中空，颜色以棕色为主，白色、绿色的较少，均半透明。葡萄珠粒以无模吹制法制成，质地不很纯，杂有白色的旋状纹，表面有黄色锈蚀斑块。据专家考证，应当是从西亚进口的工艺品，或者为西域僧人带来的，吹制年代最早可追溯到北魏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