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比 尔 曼 （PeterBearman）系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教授。1980年进入哈佛大学社会学系学习后，他一直跟随哈里森·怀特从事社会网络分析的理论与方法研究，1985年获得博士学位。他在北卡罗来纳大学社会学系从事教学与研究达15年之久。由于在社会网络分析领域享有较高学术地位，1998年比尔曼被查尔斯·蒂利引荐到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比尔曼著有《关系成为修辞》、《看门人》等。

　　郭台辉：您认为自己读研究生时正好赶上历史社会学的“黄金时代”，是什么原因使那时的学者对历史社会学产生越来越大的兴趣？1985年您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那时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已经丧失支配地位，霍曼斯的行为分析正在声名鹊起，巴林顿·摩尔以及年轻的蒂利和斯考切波正在把历史社会学巩固为一个研究领域。当时您是如何考虑自己的研究定位的？

　　比尔曼：历史社会学是我们用来打开一个学科视野的最好方式之一，可以帮助我们摆脱结构功能主义的禁锢。那时候斯考切波的立场偏左，而蒂利一直偏左。对于他们来说，运用左派的学术资源做大范围和长波段的变迁研究，可以打开功能主义的封闭理论。所以，历史社会学是一个很好的工具。那时我刚刚开始研究历史社会学，但没有人真正关注我们现在所做的微观研究。人们大都在进行宏观层面的历史社会学研究，认为历史社会学家的目的就是挑战功能主义的霸权地位，挑战荒诞不经的系统论，其基本策略与方式是关注变迁，通过关注宏观层面来描述现代世界。简言之，他们都是挑战者。

　　确切地说，巴林顿·摩尔对我个人从未产生过任何影响，斯考切波也是如此。理由很简单，我不关心这些问题。尽管蒂利的绝大部分研究对我也没有什么影响，但他的《旺代》一书的确写得非常好，模型做得非常漂亮。我认为还有一个人应该列入到你的访谈名单中，那就是阿瑟·斯迪克考姆（ArthurStinchcombe）。他关于糖的贸易研究是一本非常罕见的历史社会学著作，完全跳出了奥兰多·帕特森（OrlandoPatterson）那种标准的、大范围的宏观层次，虽然斯考切波与玛格丽特·桑玛 斯 （Margaret Ramsay Somers）等人都极力把这个领域界定为宏观层面的比较研究。另一个关键人物是安德鲁·阿伯特（AndrewAb－bott），他也完全跳出了回归分析，认为应该做系列分析（sequence analysis）。那段时期的历史社会学有很多推进，对学术界颇有贡献，后来还有一批更年轻的学者都受到斯考切波的影响，诸如纽约大学的杰夫·古德温（Jeff Goodwin）和托马斯·埃特曼（ThomasErtman），他们是当前做宏观研究的新生代。

　　郭台辉：您与赫德斯乔姆主编了《分析社会学手册》（The Oxford Handbookof Analytical Sociology）。这本书是你们不满意当前社会学缺乏一种分析维度的表现吗？历史社会学应该从分析社会学中借鉴些什么？

　　比尔曼：分析社会学是摆脱我们现有的理解事物方式的另一种策略。对分析社会学而言，我们感兴趣的是从微观过程来解释宏观层面的后果。我终生都是一名分析社会学家，我的博士论文就明确表明了这一点，它可以准确解释微观层面各种关系的结合如何产生宏观层面非常不同的结构及其后果。我认为，关注机制对于历史社会学家来说应该是很不错的，因为机制视角必然涉及形成过程，于是就必然与历时性融合到一起。

　　从韦伯的意义上说，分析社会学与历史社会学是一种亲和关系。如果否认这一点，那是因为有一半的分析社会学家都倾向于理性选择学派。这是很不明智的，他们不理解环境的作用。真正的分析社会学应该对历史社会学持同情态度，虽然这种同情不是针对斯考切波的研究而言。我认为，斯考切波的研究依然属于一种回归分析，仅仅是一种结合形式、一种机制，而不是叙事的观念。为此，我们应该超越这种研究，应该具体研究事物是如何展开的。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