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是当代中国学术界、理论界探讨的重要热点问题。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研究，需要从概念解读入手解决这样几个问题：一是按照历史的语境对“中国化”概念本身进行诠释，寻出“中国化”的本真含义；二是要从实践的观点对“结合”进行解读，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表征；三是需要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予以新的解说，认识到理论成果与文化成果的价值。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构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将从实践中不断提取新的成果而不断加快其进程。

　　关 键 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诠释

　　作者简介：吴汉全（1964－），南京审计学院政治与行政学院院长、教授。

　　中国学术界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概念有着比较一致的看法，大都认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这样的判断。在笔者看来，在这样一个判断之下，还需要对相关的概念作出诠释。因为概念是研究工作中的重要元素，是构建思想体系与学术话语系统的基本语词。有鉴于此，本文试从中国现代学术变迁的视角，来解读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的几个相关概念。

　　一、“中国化”概念诠释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从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就开始了，譬如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先驱李大钊就说，运用马克思主义就自然“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就“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①。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的提出，则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学术界一般认为，毛泽东于1938年10月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第一次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毛泽东的原话是这样的：“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连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②

　　毛泽东这里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具体化”，其含义就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也就是“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特性”，指导理论是“马克思主义”，落脚点是“中国”。这里，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问题，强调的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运用，着重解决自己的问题，这是“为我所用”的态度；另一方面则是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亦即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而具有中国的“特性”，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方向问题。因而，毛泽东讲“马克思主义具体化”，既有“运用”马克思主义内容，又有“发展”马克思主义内容，并且是这两者的辩证统一，而统一的基础则是中国革命的实践。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一经毛泽东提出，就得到党内外人士的高度赞赏，这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为中国现代思想发展的一个崭新命题。

　　著名民主人士张申府于1939年2月发表《论中国化》文章，指出毛泽东关于“中国化”的这段话“完全是对的”，“不但是对的，而且值得欢喜赞叹”，认为由毛泽东的这段话“更可以象征出来中国最近思想见解上的一大进步”。张申府认为，“外来的东西”如果“用在中国就应该中国化”，并且“也必然地会中国化”；而中国化也是对于“自己传统的东西是要扬弃的”，这里“所谓扬弃的意思，乃有的部分要抛弃，有的部分要保存而发扬之，提高到一个更高的阶段”③。张申府积极呼应毛泽东的讲话，并从自己领导新启蒙运动的感受，来说明“中国化”的极端重要性，其社会影响是很大的。

　　党外马克思主义学者嵇文甫，在1940年2月发表《漫谈学术中国化问题》一文，进一步诠释“中国化”这一概念。据他的解释：第一，“‘中国化’的含义，当然是说把本来非中国的东西化成中国的，它是以吸收外来文化为其前提条件的”。第二，“所谓‘中国化’，是融化不是拼凑，是化合不是混合，是彻首彻尾，彻上彻下的，不是割裂补缀的。……所谓‘中国化’者，只是世界性的文化，经过中国民族的消化，而带上一种特殊的中国味道而已”。第三，“中国化”是“世界性”的，又是“现实性”的，即是说“‘中国化’乃是把世界性的文化‘中国化’”，中国“为着克服这种依附性，半殖民地性和机械性，于是乎有‘中国化’运动之发生”④。嵇文甫从中国现代化的崭新视角诠释“中国化”，在当时是极具有社会影响力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艾思奇在毛泽东“中国化”讲话发表后，撰写了《论中国的特殊性》的文章，认为“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要坚决地站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上，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和基本精神上，用马克思、恩格斯所奠定的、辩证唯物论的和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方法，来具体地客观地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关系”；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能在一定的具体环境之下实践马克思主义，在一定国家的特殊条件之下进行创造马克思主义的事业”。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特殊性”，主要是说中国“没有脱离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中国的革命虽然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然而它有着它的（与西欧过去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同的）特殊性”⑤。艾思奇从“中国的特殊性”视角诠释“中国化”，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在革命根据地的传播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以上，列举了三位重要人物在毛泽东提出“中国化”概念后的代表性言论。不难看出，　“中国化”在当时已经成为思想、文化、学术领域的重大话题。我们今天研究“中国化”问题，也许应更多地从社会层面来考察，如此才能展示学术研究所要求的宏大的叙事场面，真正反映那时的“思想”成为“社会的思想”的实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