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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秀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话语体系探究 ——以“意识形态”概念在新中国(1949-1979)“编译体”的传播与接受为例
2017年07月11日 09:19 来源:《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 作者:张秀琴 字号

内容摘要:一、中文1版斯大林著作《全集》、《选集》和单行本中的“意识形态”概念在这一时期翻译出版的斯大林著作(全集、选集和单行本)中文本(即中文1版)主要将意识形态概念翻译成中文“思想体系”,有时也使用“思想”或“观点”等中文表述方式。二、中文1版列宁著作《全集》、《选集》(含中文1和2版)和单行本中的“意识形态”概念这一时期翻译出版的列宁著作包括《列宁全集》中文1版、《列宁选集》(中文1版和2版)以及各类列宁著作的。三、中文1版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全集》(未完)、《选集》(含《文选》和《通信集》)和单行本中的“意识形态”概念在出版斯大林和列宁的著作的同时,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含《全集》、《选集》等的中文l版)也于1956年开始陆续面世。

关键词:意识形态;全集;恩格斯;思想体系;马克思;人民出版社;选集;翻译;词汇;表述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张秀琴,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872

  内容提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话语体系,大致可分为“领袖体”、“教科书体”和“编译体”三种基本传播形式。本文拟以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在新中国(1949-1979)的传播与接受为例,致力于梳理其中的第三种话语体系,也即“编译体”的传播史。所涉及的传播载体包括这一时期(1949-1979年间)中文1版的斯大林著作、列宁著作和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选集》、《全集》和各类主要单行本。以期通过对意识形态概念在其中的译法的流变,管窥这一概念在中文语境中的传播与接受史。

  关 键 词: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中国化/编译体

 

  20世纪中后期,也即新中国成立后直至改革开放前(1949-1979年),这一时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继1919-1949年之后)的第二个历史阶段,在这一历史时期,以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在新中国的传播为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要通过“领袖体”、“教科书体”和“编译体”等话语体系予以传播和接受,本文主要致力于第三种话语体系,也即编译体的探究。1949年,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成立了中共中央俄文编译局,接着中共中央宣传部成立了斯大林全集翻译室。1953年,党中央决定将这两个单位合并成立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简称中央编译局),并规定有系统、有计划地翻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全部著作。随后(同样是在外国专家特别是苏联专家的指导下)中央编译局陆续出版了《斯大林全集》、《列宁全集》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以及其上述各类文集的《选集》和单行本。这些经典著述的中译本,多是以俄文版作为参照版本,所以在编译过程中,对“意识形态”概念理解的苏联式痕迹也是非常明显的。在表述方法上,其主要中译法,就是将“意识形态”翻译成中文“思想”或“思想体系”。

  一、中文1版斯大林著作《全集》、《选集》和单行本中的“意识形态”概念

  在这一时期翻译出版的斯大林著作(全集、选集和单行本)中文本(即中文1版)主要将意识形态概念翻译成中文“思想体系”,有时也使用“思想”或“观点”等中文表述方式。

  首先,中文第1版《斯大林全集》系根据其同名俄文版译出。1953年9月首先出版其中文版第1卷,以后陆续出版,截至1956年4月共出版13卷,收入有斯大林在1901年至1934年1月间的重要著述和讲话。在《斯大林全集》中文1版的译文中,或许是受当时学界(主要是教科书翻译和书写工作)的影响,中央编译局工作团队将“意识形态”大多译为“思想体系”或“思想”。①如“在我们这个时代只能存在着两种思想体系: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和社会主义思想体系”;[1]又如“自发论是工联主义的思想体系”;[2]再如“它们还竭力把斗争转到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方面,企图把不相信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怀疑我们建设工作的社会主义前途的思想传染给党内最不稳定的队伍,而且不能说,它们的这种努力是绝无成效的”。[3]有时也会用“思想”这一译法。如“在资本主义已经被推翻,但是资本主义根底还没有挖除的苏维埃发展条件下,共产主义中的右倾就是一部分共产党员离开我们党的总路线而走向资产阶级思想方面去的趋向或倾向,这种倾向固然没有正式形成,也许还没有被意识到,但毕竟是一种倾向”;[4]还如“反列宁主义集团的思想在我们个别党员的头脑中活跃起来的良好土壤……可以举出列宁主义中的几个问题来说明已被击溃的反列宁主义集团的思想残余在某些党员中间还有多大的生命力”。[5]总体来看,“思想体系”和“思想”的表述法在出现频率(即数量上)几乎不分伯仲。其俄文原文的表述法则主要包括“Идеология”及其复数形式“Идеологии”、第三格“идеологию”和复一格“идеологией”等,这几个俄语词皆可被译为中文“思想”②、“思想体系”、“思想意识”或“意识形态”。

  其次,这样的译法在同期翻译出版的《斯大林选集》(中央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分为上下两卷,上卷收录的是斯大林1901-1927年间的著作,下卷收录的是其1928-1952年间的著作)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单行本中也得到了大致相似的继承。因为《选集》(以及单行本)实际上就采用的就是《全集》(以及相应的《文选》)中的译文,只不过对照其俄文原文稍作了修改,这就是:相比较《斯大林全集》中文1版,用“思想体系”来替代“思想”一词更为多见。换言之,全集中文1版中所采用的“思想”译法,更多地被“思想体系”的译法替代了。如“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右倾就是一部分共产党员离开我们党的总路线而走向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方面去的趋向或倾向”;[6]“它的趋向是迁就资产阶级思想体系”;[7]“他们的思想体系的残余还留在个别党员的头脑中,并且时常流露出来”[8]等等。对比《全集》中原先的译法不难发现,很多过去被译作“思想”的部分,都被“思想体系”所替代了。虽然中文译法不同,但这并不影响对于意识形态上述几个苏联版本阐释特点的传递。也正是在这种传递中,国人更多地依赖斯大林的相关论述来理解列宁主义甚至整个马克思主义,这是一种“由近及远”的思想路径,通过这一路径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主旨在很大意义上更加偏离了创始人的思想,具体到对意识形态概念与理论的理解,自然不能例外。

  二、中文1版列宁著作《全集》、《选集》(含中文1和2版)和单行本中的“意识形态”概念

  这一时期翻译出版的列宁著作包括《列宁全集》中文1版、《列宁选集》(中文1版和2版)以及各类列宁著作的单行本。在对意识形态概念的中译法上,和这一时期对斯大林著述的中译文一样,多采用“思想”和“思想体系”的表述法。然而,一个值得注意的变化是,随着《列宁选集》中文2版的出版,编译局工作者似乎越来越倾向于接近今天的通行做法,即:用中文“意识形式”来表述德语词汇“Bewuβtseinformen”,用中文“意识形态”来表述德语词汇“Ideologie”(其俄语表述是“Идеология”及其各种同源词)。

  首先,和中文1版《斯大林全集》一样,中文1版《列宁全集》也是在20世纪50年代被陆续翻译成中文后出版的(1955年12月《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卷面世,截止1963年2月共出版了39卷)。这是由中央编译局根据《列宁全集》俄文第4版译出的中译本,收录了列宁自1893年至1923年间的著作。与《斯大林全集》中译本(中文1版)中所收录的主要著述内容一样,在列宁的相关著述更多是从两大意识形态(即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对立中来探讨意识形态的阶级性、政治性和党性问题,同时也重申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苏联特定时期实际上最直接的出发点是斯大林主义)本身作为社会主义主导意识形态的理论地位及其重要性。在中文译法上,《列宁全集》中文1版中对“意识形态”概念的翻译,同《斯大林全集》中译本一样,主要是使用中文“思想”和“思想体系”的译法,当然同时也会使用中文“意识形态”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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