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具有悠久历史的传统左翼政党共产党，以及具有新左翼政党显著特点的新兴政党左翼集团，是当前葡萄牙政治舞台上两支重要的左翼激进力量。两党发展历程迥然相异，理论政策也存在显著差别。不同的发展轨迹和战略策略，决定了两党各自的优势与局限，也直接影响着两党关系的演进。由于激进左翼政党不能形成有效合力，这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两党更大政治目标的实现，同时也对葡现实反资本主义斗争的发展具有不利影响。

　　关键词：激进左翼；葡萄牙；共产党；左翼集团

　　作者简介：于海青（19 7 5—），女，山东青岛人，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主要从事欧洲左翼理论与实践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苏东剧变后西欧共产党的理论与实践研究”（0 9 C L S 0 1 8）；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冷战后世界不同地区‘新社会主义’思潮比较研究”（12 B K S 0 62）；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重大项目“世界社会主义新发展及其趋势研究”。

　　中图分类号：D 3 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 0 1- 4 5 2 7（2 0 14）0 1- 0 1 3 0 - 0 7

　　在当前葡萄牙激进左翼政治光谱中，共产党和左翼集团是最主要的两个政党。作为葡萄牙唯一在独裁统治终结前建立的政党（成立于1921年），悠久的历史和严密的组织形态，塑造了葡共当前的理论战略框架，使其成为苏东剧变后仍然坚守传统共产主义战略连续性的典型西欧共产党之一。而致力于超越传统左翼政党的左翼集团（Left Bloc, BE），则是葡萄牙一支新兴的激进左翼力量，具有当代新左翼政党的显著特点，在组建之后（1999年）发展迅速，很快占据了葡共因坚持传统战略而遗留的左翼真空地带。目前，这两大激进左翼政党在葡政坛势均力敌，呈现鼎足之势，成为欧盟地区罕见的政治景观。本文旨在对葡共与左翼集团的理论和实践进行比较分析，探讨葡共传统理论存续的根源，左翼集团在葡共战略罅隙间的迅速崛起及其最近选举失败的原因，两党主要理论战略的区别及其优势和局限，以及葡萄牙激进左翼政治的发展前景等问题。

　　一、葡共传统战略的延续及其影响

　　美国学者安娜·格瑞兹马拉-布希（Anna Grzymala-Busse）曾经构设了一个中东欧前共产党研究的理论框架，强调党的历史对于政党转型能力的影响。就葡萄牙共产党而言，这些“可用的历史”对其在苏东剧变后继续坚持传统理论战略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渊源于工会和工人运动的葡萄牙共产党，是西欧地区坚持地下斗争时间最长的共产党，从1926年被取缔到1974年“康乃馨革命”推翻萨拉查独裁统治，在近50年时间里长期遭受残酷压迫，一直处于秘密状态。这一特殊的历史经历对葡共的理论走向和组织发展产生了三个直接影响：一是葡共没有机会召开党代会或展开党内讨论，在冷战期间共产主义阵营中一些造成其他西欧共产党发生冲突和分歧的重要问题，比如围绕“布拉格之春”的争论等，对葡共基本没有形成影响，从而极大减少了葡共转向欧洲共产主义的可能性；二是培育了一大批立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独裁统治下葡共的生存状态极端恶劣，其36名中央委员被监禁时间总和长达300年以上。在这种严酷环境中，只有那些真正坚持共产主义信念的人士才会入党，因此1940年代后葡共绝大多数领导人甚至多数党员都是坚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这成为保持党的意识形态连贯性和一致性的组织保障；三是造就了严格的组织纪律。葡共自诞生后一直坚持民主集中制，在长期地下斗争中，这一组织原则进一步强化，且集中的内容得到更加突出地体现。在1960年代葡共党内一度曾经出现无政府工团主义、毛主义、托洛茨基主义等极左翼派别，但在库尼亚尔结束流放回国，民主集中原则被重申之后，这些多元主义和异质性很快被遏制。

　　从现实政治实践看，这种独特的历史遗产对葡共传统理论战略的延续，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及其后与党内各种改革改向思潮的激烈斗争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20世纪末叶，葡共党内接连发生了四次不同程度地旨在发动党的意识形态改向或变革的片段。首先对葡共传统理论发起挑战的，是怀特尔·莫瑞瓦（Vital Moreira）等部分葡共议员组成的“六人帮”。他们激烈批评党的意识形态，支持欧洲共产主义，承诺议会民主，要求与葡萄牙中左翼社会党合作，并主张通过迅速的民主化改革实现党的意识形态更新。1988年，“六人帮”的主张和活动被葡共谴责为反革命，其部分成员随后脱党。几乎在此同时（1987-1988年间），葡共传统派高层领导干部中出现了一个异议者 济塔·西亚布拉（Zita Seabra）。不同于80年代末共产主义危机中一般寻求另一左翼身份或现实意识形态更新的传统派政治精英，西亚布拉从一个极端急剧转向另一极端，公开撰文主张改变葡共名称、抛弃马列主义和民主集中制、放弃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联系等。1988年西亚布拉被开除出政治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1990年被直接开除出党。在“六人帮”和西亚布拉的影响下，葡共部分改革派聚集了约3000积极分子，在党内兴起了一股“第三条道路”潮流。“第三条道路”组织松散，没有明确的领导者，成员多为康乃馨革命期间入党的青年一代，代表人物包括巴罗斯·莫拉（Barros Moura）和路易斯·朱达斯（Luis Judas）等。与前述两股急进改变党的发展方向的倾向不同，“第三条道路”尝试走一条渐进改革的道路，它不支持抛弃共产主义，但主张打破与斯大林主义的联系，参照其他西欧共产党的发展以及葡萄牙社会变化更新马克思列宁主义。“第三条道路”产生了一定影响，比如促使1988年葡共党纲做出部分调整，承认不存在普遍性社会主义模式等，但并未对传统派领导层形成实质性挑战，到苏东剧变前已经丧失号召力，部分成员也被开除出党。葡共党内第四股改革潮流是包括一些高层政治委员会成员在内，甚至得到继库尼亚尔后担任总书记的卡瓦略斯（Carlos Carvalhas）部分支持的“重建派”。1992-2000年间，他们尝试在党内渐进地引入民主化和意识形态温和化，但同样以失败告终。

　　20世纪末葡共党内的这些改革派，具有与葡共传统派相异的一些共同特点：比如大都没有从事过秘密斗争，为1974年后入党的新党员，大多为知识分子，并且基本都有与政府合作以及在工会、青年、妇女等党外组织的任职经历。在两股力量的斗争中，葡共的历史传承尤其是最高领导人的权威及其组织形式显然具有相对优势，成为其保持纲领和理论战略连续性的最重要的砝码。进入21世纪后，尽管党内改革派一直在试图推动葡共的组织和意识形态变化，但由于缺乏统一的立场以及有效的党内支持，传统派的权威没有受到丝毫撼动。尤其是2004年德索萨（Jerónimo de Sousa）担任党的总书记后，葡共的传统意识形态和战略路线得到更为坚决地执行，更加突出地强调党的工人阶级社会基础，提出要继续为改善工人阶级的生活条件和民主权利而斗争，继续展开反对国际、地区和国家资本主义政策的斗争，继续推进反帝反垄断斗争等等。

　　在社会构成多元、“前资本主义原则与生产领域中极大发展的后福特主义部门以及消费社会思考方式”共存的当代葡萄牙社会，葡共这种一以贯之的理论战略尽管有利于党的发展的连续性，有利于特定社会基础的巩固，但确实也使党的组织和社会动员受到一定限制，将党的发展局限在了激进左翼空间的一隅，在葡萄牙的左翼政治光谱中，中左翼社会党（SP）左侧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真空地带，那些不赞成葡萄牙共产党的传统战略以及“布莱尔化”社会党的激进人士亟需自己的政治代表者。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另一主要激进左翼政党 “左翼集团”乘势而起，迅速发展成为当代葡萄牙政治中一支重要的左翼力量。

　　二、左翼集团的兴起与问题

　　在独裁统治终结后的葡萄牙社会，存在着众多左翼激进小团体和政党，多年来它们在政治体系和社会中一直处于边缘化或孤立状态。1999年，其中三个小党（第四国际葡萄牙分部的“革命社会党”、支持毛主义和阿尔巴尼亚模式的“民主人民联盟”以及80年代末90年代初脱党的葡共党员建立的“政治21”运动）集中力量组建了一个新的政党，即“左翼集团”。

　　“左翼集团”的自我定位不是简单的政治联盟，而是完全不同于既存葡萄牙社会党和共产党的独立政党,是一支全新的反资本主义力量。因此在其创立后，致力于积极塑造自己的反建制形象，尝试打破传统政治模式。为了获得最大多数的社会支持，它抛弃了各党原先理论中的革命性内容，不再突出强调社会主义的制度目标，而是着力构建反现实资本主义的具体的政策主张，倡导社会公平正义、反对不平等、扩大公民权利等等。这种非传统的形象设计对“左翼集团”的迅速崛起发挥了作用，其建立后很快在葡政党政治光谱中社会党与共产党的中间位置站稳了脚跟。

　　从国民议会选举看，左翼集团的支持率呈现快速增长趋势。在1999年首次参加的全国议会选举中获得2.4%的选票，2002年增长到2.7%。2005年左翼集团的得票率达到6.4%，并在欧洲议会选举中产生了第一位欧洲议员，在议会政治中的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2009年，在经济危机的有利条件下，左翼集团更是一举获得9.8%的选票和16个议席（议席数是前次选举的2倍），超过葡共成为议会第四大党。在2011年6月议会选举中，左翼集团首次遭遇严重挫败，只获得5.2%的选票。有西方学者认为，这一选举结果或许是左翼集团实力的真实体现。

　　与葡共自1990年代后一直相对稳定的7-9%的议会选举结果相比（1987年后葡共通过与绿党、民主干预等左翼小党组建的选举联盟“团结民主中心”（CDU）参加议会选举），左翼集团在短短几年间出现从大起到急速大落的主要原因在于：

　　首先，作为一个新兴政党，左翼联盟的社会基础并不稳固。尤其是与拥有巩固的草根结构、有效的动员基础以及能够将党员整合纳入党组织的葡共比较，左翼集团的社会基础相对薄弱。在过去十几年间，尽管左翼集团的社会支持率具有实质性发展，但党员数一直处于较低水平上。据统计，左翼集团只拥有约4000名党员，是目前葡萄牙议会中党员数最少的政党。与之相比，葡共近年的党员数量虽然显著下降，从2001年的131,000减少至2009年的59,000人，但绝对数字远远高于左翼集团。有学者对葡萄牙各政党的党员和选民比率进行比较发现，左翼集团尽管选民基础更富弹性也更加广泛，但葡共却拥有最高的党员密度。在西方现代政党体系中，党员数虽然已不再是衡量政党实力的主要标准，但对各激进左翼小党来说，由于缺乏资金、媒体等的显著支持，党员仍然是其进行政治和社会动员的有效方式之一。从这个角度看，左翼联盟缺乏显著优势。

　　其次，宗派主义成为左翼集团保持选举优势的掣肘。左翼集团成立之初，为了促进各种不认同共产党和社会党的左翼力量融入党的组织，各创始党间达成协议，新党中超过一半的领导成员不由先前这些党的党员担任，从而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后来一些同样合并形成的政党，比如德国左翼党在领导层构成问题上面临的持续冲突。但从长期组织运作看，宗派主义倾向并未因此消失，反而逐渐演变成为左翼集团存在的主要组织特征。各创始党一直试图保持其对内部权力分配的控制，从而令许多独立左翼人士在党内的影响边缘化。这尤其表现在，来自革命社会党的洛桑（Francisco Louca）长期担任党的总书记，议会党团领导层的职位则通常由另外两党成员担任，而党的主要组织机构的成员也通常来自于这些创始党。这种状况影响了党员的有效动员，限制了领导层和党的理论纲领更新。2011年大选失败后，左翼集团内部围绕党的领导层和战略策略问题的争论愈益激烈。

　　再次，缺乏与社会党清晰的政策区分和关系界定。经济危机以来，与具有明确意识形态和鲜明政策主张的葡共相比，除了在紧缩问题上存在差异外，左翼集团与中左翼社会党在其它层面明显区分不足。一方面，那些促进左翼集团在选举中迅速崛起的因素，比如堕胎、同性婚姻以及某些毒品合法化等，同样也出现在社会党的议事日程中；另一方面，左翼集团在与社会党的关系问题上也缺乏明确定位。比如，在2011年1月举行的总统选举中，左翼集团选择支持的是最后落选的社会党候选人阿莱格雷（Manuel Alegre）。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与一直坚持提出自己候选人的葡共相比，左翼集团未能推出自己的总统候选人，以重新恢复其相对不稳定的选民基础，加之与社会党适得其反的关系，是导致其支持率下降的主要原因”。从实践上看，也正是从这次总统选举开始，左翼集团的民测结果开始明显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