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当今学术界流行的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两种思潮，以及作为它们存在之语境的资本主义全球化范式，成为因苏东剧变而陷于低潮的马克思主义在当代面临的主要挑战。马克思主义只有正视这些挑战，才能从它们的质疑中获益，解决好理论与实际的结合问题，从而使自己获得新的生命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也曾为此提供了启示。在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选择上，用地方差异性反对欧美模式的所谓“普适性”，已成为当前世界范围内围绕现代性展开的文化冲突的焦点。对此，马克思主义理论仍然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在选择构建未来的社会力量方面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

　　关 键 词：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全球化

　　作者简介：[美]阿里夫·德里克，美国俄勒冈大学“耐特社会科学讲座”教授。

　　最近30年来，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和全球化在世界范围内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这三个术语代表着知识及其所意指的物质环境的不同发展。全球化作为理解世界的新范式，在知识层面上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不过，与主要是指包括认识论发展在内的知识和文化的发展这两个术语不同，全球化在涉及全球政治经济的重要转型方面甚至更为重要。换言之，全球化是理解由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提出的知识、文化和认识论变化的物质的语境。马克思主义的确受到这些新视野的挑战，它们对马克思主义在理论和政治上的地位提出了相当关键的议题。但马克思主义不仅仅是这些理论讨论的一个被动对象，它在分析作为理论发展背景的政治经济转型方面仍然具有核心意义。

　　一、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基本议题

　　正如上面指出的，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相互纠缠的30年，使我们很难对其作出区分。不过，如果出于分析方面的原因而将每一术语提出的理论议题进行梳理，也具有一定意义，因为这些议题是从两种话语形成的不同历史中衍生出来的。还应当指出，在此讨论的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发展。这两种思潮的前史，分别可以追溯至20世纪30年代和60年代。在经过70年代法国后结构主义思想的渗透影响后，它们呈现出下面讨论的特征。

　　1.后现代主义的三个议题

　　(1)后现代主义拒绝我们梳理历史的“元叙事”，这包括现代化、马克思主义和革命等元叙事。这种元叙事不仅在过去抑制了进行另外选择的替代性，而且用确定性来解读历史，从而产生了压迫性后果。批判元叙事也意味着拒绝现代性和资本主义等术语内含的结构和总体性。因此，后现代主义者强调偶然性和本土化遭遇，强调在这一基础上对概念和人类行为之理解的非确定性。就方法论而言，这意味着从宏大的概念和叙事转向关注人种学的细节。换言之，后现代主义具有一种强烈的方法论个人主义倾向。

　　(2)关于语言和真理之间的关系。后现代主义在许多方面是对认识如何再现现实这一问题发生危机的回应，表现为对再现真理的诉求丧失信心。在后现代主义的观念看来，除了通过语言和再现，也就是说通过解释之外，无法接近真理。我们通常所认为的真理，实际上是对建构语境的那个世界的再现。因此，对历史主体向自己或他人再现世界的方式进行分析，比在实证的世界中寻求“真理”具有优先性。这导致对文本的强调超过了对语境的强调。由于文本本身表达的意思并不一目了然：这表明，读者所理解的文本不一定就是作者想说明的。这里的文本似乎是文化虚构，因为它们具有多样性起源，还遭遇多样性解读或接受。

　　由于我们所认定的证据本身是由其他文本(例如，历史文献)构成的，因此语境的这一降级也意味着，很难(即使不是不可能的)依赖世界的经验证据来断定文本的真实性。这样，在后现代主义研究中就存在一种倾向，认为所有文本在对现实的再现中具有同等价值。就其文化意义而言，文学文本在真理的建构中可能与历史文本的价值等同，因为这两种文本最终涉及的都是解释。大量后现代主义研究致力于解构文本，以揭示和挑战作为文本真理诉求基础的各种假设，展现文本实现真理诉求的方式。对这些假设的质疑很多，包括总是专注于文本；用文本替代现实；不借助文本之外的验证，在文本可互换性概念的鼓励下作出武断的解释等。另一方面，强调语言和再现，也促进了更为细致地解读文本的证据和文本的意识形态构成，这必须被视作颇有价值的贡献。

　　(3)关于主体的非确定性，即文本作者抑或历史主体的非确定性。后现代主义质疑启蒙运动(或笛卡儿哲学)关于作用于世界的完整的理性人观念，并坚持认为，主体是社会关系和社会话语的复合产物。在这种观点中，主体性是由多因素决定的、有条件的，既是理智的产物，也是情绪和情感的产物。这被一些否定主体存在的人愚蠢地推到极致，但却也为质疑自称基于理智和理性的那些权威的合法性开辟了道路。在后殖民主义的批判中，这种观点尤为重要。例如，对殖民统治权威合法性的质疑，这种合法性宣称自己具有高人一等的理性，以及通过把狭隘的文化形态说成是理智而形成的文化优越论。

　　2.后殖民主义的基本议题

　　后殖民主义的批判在许多方面回应了上面关注的议题，当前尤其表现在关于殖民地关系的研究领域(虽然它的洞察力延伸至其他领域，例如对性别和种族划分的研究)。与后现代主义一样，后殖民主义的批判深切质疑作为权力工具的元叙事和结构，这包括殖民主义、资本主义、现代化、三个世界话语、革命和民族主义。不过，二者之间存在显著差异。从那些受欧美列强殖民统治或支配的人的角度看，在现代世界的形成中赋予这些元叙事和结构以典型示范的权力，等于将以欧美为中心的世界观永久化，抹杀了被殖民者的主体性及其对现代性的贡献。因此，对元叙事和结构的批判，成为在知识/文化/意识形态方面反对欧洲中心主义斗争的关键，从事这一斗争是后殖民主义批判的主要目标，是“心灵解殖”事业的实质。在这一观点看来，为民族解放、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进行的革命斗争都是可疑的，因为它们运用源于欧洲、被欧洲中心主义玷污的概念来反对殖民主义。虽然这些斗争可能从殖民主义中赢得物质解放，但完成“非殖民化”的任务须将思想从这些历史和社会假设的概念中解放出来，因为深深浸淫其中的，是欧洲中心主义的现代性。

　　为了质疑万能的殖民权力以及被殖民者成为牺牲品的假设，后殖民主义的替代转向了在日常生活层面上的本土遭遇和对上述概念的人种学解构。在这一层面上，殖民者若实际上没有被地方环境所同化，则在总体上暴露了他们的不确定性，从而使被殖民者对殖民权力的日常抵抗形式清晰可见。在这些解释中，殖民地的状态不是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明确的二分法，而是呈现出杂乱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这也对殖民者作为理性主体、给被殖民者带来现代性的自我形象提出了质疑，同时把被殖民者从他们的再现中解救出来，这种再现把被殖民者说成是非理性的和落后的主体，需要欧洲人的指导和统治。在这一层面上，殖民统治被化解为日常生活中的协商与谈判，因为寻求殖民权力的过程也需要被殖民者的参与。

　　对殖民主义的解构严重依赖于文本分析，其中包括作为文本的历史文件分析。这对于生活在第一世界、主张后殖民主义的知识分子尤其如此。其中，从事文学的知识分子发挥了主要作用。这些在很大程度上蒙恩于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知识分子，在把注意力从革命转向抵抗、从历史社会分析转向文本分析的过程中扮演了主要角色。对殖民主义和民族主义抵抗的质疑，成为后殖民主义认同的来源。这也促进了从对政治学和政治经济学的质疑向当前对文化认同质疑的转变。前者是20世纪60年代第一代后殖民主义知识分子的指导思想；后者现在则从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交往和协商的角度来审视文化认同问题。将欧洲中心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特征作为对扼要表达的身份的权利要求，后殖民主义的知识分子对这样的主张持怀疑态度。因此，他们倾向于关注位于朦胧之境的那种流动的、不稳定的、混杂的身份认同，反对关于稳定的政治与文化统一体(例如国家)的权利要求。正如与生活在第一世界场所有着密切关系的后现代主义那样，后殖民主义的批判已经把对一致性的质疑扩大到所有所谓的“基本”范畴，包括阶级、性别、种族，还包括“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