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模式”这个概念不是在一般的社会发展规律层面谈的，而是在具体的社会发展道路上谈的。“中国模式”无非是发展中国家的一种发展类型。因此，我们不妨暂时抛开好坏之争，把“中国模式”当做一个解释性的中性概念来使用。“中国模式”无疑突出了“中国特色”的分量，它意味着“中国特色”从消极表述转变为积极表述。“中国模式”作为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条件下实现现代化的一种发展类型，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具有借鉴价值，所以“中国模式”具有世界意义。

　　关 键 词：“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中国特色”；“北京共识”

　　作者简介：杨学功(1963-)，男，北京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哲学博士。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621(2011)04-0006-06

　　中国30多年来的快速发展，不仅大幅度提升了国家的综合国力，而且形成了推动国际秩序变化的一种力量，从而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瞩目。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中国发展有什么独特的经验和奥秘？它是否已经或能够成为一种独特的发展模式？对其他国家有无推广和借鉴的价值？这些问题自然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以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和新中国成立60周年为契机，一场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非常热烈地开展起来，迄今没有平息的迹象，而且讨论中的分歧远远大于共识。本文不拟探讨“中国模式”的具体内涵和特征，而是对讨论中的一些前提性问题进行哲学反思。所谓哲学反思，并非是对具体研究加以仲裁和评判，而是提出几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以期引起人们的注意和思考。因为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最终还是要靠具体的实证研究才能解决，而不是靠哲学思辨所能回答的。

　　一、“模式”：有与无

　　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首先涉及一个基本的前提性问题，即社会发展是否存在某种可以被称为“模式”的东西。讨论中的所有具体分歧都与这个前提性问题密切相关，或者说归根到底都受到这个前提性问题的制约。很显然，如果是在一般规律而不是具体道路的层面讨论，而又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存在着对任何国家来说都毫无例外的普遍规律，那么对这个问题就只能作出否定性的回答。

　　例如，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政治经济和国际管理教授黄亚生，在新近出版的《“中国模式”到底有多独特？》一书中就直面这个问题：在30年举世瞩目的增长之后，中国经济已然成为世界舞台上不可或缺的角色。究竟有没有一个不同于其他国家的“中国模式”？通过“大政府+宏观调控”，是否能够走出一条推动经济持续发展的“有中国特色的新路”？对此，中国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高速的经济增长以及独特的儒家文化传统，共同构成了“中国模式”的重要特征。但是作者通过中印对比，通过对中国与拉美经济腾飞过程、城市化进程的比较，却得出了这样一个截然相反的结论：并不存在所谓的“中国模式”。到目前为止，中国的经济增长并没有脱离一般的经济发展规律，中国未来发展的大方向和原则与西方体制没有区别。[1]

　　类似的观点还有不少。众所周知，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乔舒亚·库珀·雷默(Joshua Cooper Ramo)提出的“北京共识”(The Beijing Consensus)[2]概念，曾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模式”的讨论。因为他试图用这个概念来总结中国独特的发展经验。他强调，“北京共识”最核心的意义就在于：每个国家都要选择最适合自己的发展模式，不能只有“华盛顿共识”。“华盛顿共识”的基本思想就是一个模式通用不同国家，成为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他说：“当今世界每个国家要发现它自己的解决方案，不同的病人要有不同的药方。世界经济的多元化将更强壮、更具活力。”然而，针对雷默的这种观点，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姚洋2010年在美国《外交事务》杂志发表一篇文章《北京共识的终结》，认为不存在所谓的“北京共识”，中国奇迹还是“华盛顿共识”的胜利。如果“华盛顿共识”要找到一个好的CASE，那肯定就是中国，中国是最好的学生。当然他强调这纯粹是在经济学层面上说的。[3]现年105周岁高龄的著名语言学家周有光先生在接受《南风窗》记者采访时也谈到，从经济学上讲，不存在“中国奇迹”。没有奇迹，只有常规，常规就是走全世界共同的发展道路。一定要强调特殊国情，“独辟蹊径”，历史已经证明“此路不通”[4]。

　　可见，在这个层面上的讨论，其实就是一个关于“模式”概念的界定或理解问题。很显然，“模式”这个概念不是在一般的社会发展规律层面谈的，而是在具体的社会发展道路上谈的。正如马克思反对把他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超历史的一般历史哲学理论一样，我们承认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并不意味着否定社会发展道路的多样性。如果否定具体发展道路的多样性，那就与低劣的历史宿命论毫无二致了。从世界范围来看，学界已经公认，现代化有两种基本类型：西方的现代化属于先发内生型，而与中国类似国家的现代化属于后发外生型。我们可以把“中国模式”看作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一种特殊类型。

　　二、“中国模式”：好与坏

　　限定了“模式”概念的基本语义和语用范围，我们就可以讨论“中国模式”了。目前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可以说是空前激烈的，高调肯定者有之，坚决反对者有之，冷静质疑者亦有之，好坏之争明显压倒了有无之争。肯定者，有的认为“中国模式是一个新故事”；有的颂扬“中国模式对世界充满魅力”；有的认为中国模式是“最不坏”的模式；有的甚至总结出“中国模式”的各种特征。例如，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潘维把“中国模式”总结为“当代中华体制”，并概括了它在经济(国民经济)、政治(民本政治)、社会(社稷体制)等方面的具体特征，认为它是一个国民、民本、社稷“三位一体”的成功体制。他写道：“中国的成功经验挑战了经济学的‘计划与市场两分’，挑战了政治学的‘民主与专制’两分，挑战了社会学的‘国家与社会两分’。一个‘中国学派’已经呼之欲出。”[5]这种观点，在我们看来未免过分乐观了。

　　反对者的观点则是各种各样的，有的反对声音比较情绪化，如说“中国模式”是“烧香搞错了坟头”。比较理性的质疑，中国香港学者丁学良可为一例。丁学良2008年9月19日在英国FT中文网上发表了《“中国模式”为何不好推广？》这篇文章。文章认为，国际学术界在过去这些年里经常提到“中国模式”，在严格的发展领域里，这个模式是客观存在的。然而吊诡之处在于，虽然中国过去30年的发展速度名列世界前茅，虽然全球公众对“中国模式”愈益关注，但如果试图把“中国模式”向世界推广，却麻烦重重。从社会科学角度讲，一个模式的推广，不仅要讲这个模式取得的成果——即作为要素之一的“What”，更重要的是要讲清楚“How”——即这个成果是怎么取得的？因为中国模式操作的过程和机制，涉及很多无法回避的问题，这就是中国取得高速经济发展所支付的巨大社会成本：一是发展过程中的公正问题；二是生态环境的恶化；三是发展的行政成本问题。他的结论是：所谓“中国模式”，既不能否认它的巨大成果，也不能抵赖产生这些成果的巨大代价。只有充分考虑到这两个“巨大”，创建良好的制度和政策，用尽可能短的时间把前述三大成本降下来，才会使中国的发展不仅是可持续的，也是人道的。[6]

　　综观质疑者的理由，无非是以下几条：一是模式本身的局限性。当今世界各国的发展模式，可以说是多样的而不是统一的，是变化的而不是固定的，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不存在某种固定的发展模式。二是“中国模式”不符合中国发展现实。当前中国改革发展中不断涌现的问题远没有解决，中国的发展经验依然在不断积累和探索中，用“中国模式”一词来概括中国30多年改革发展的道路和经验，有些过于草率，既不能全面、客观和公正地把握中国改革与发展的核心内容和精神实质，也不符合中国发展的现实国情。三是“中国模式”不利于中国的长远发展。其一，把中国阶段性的发展经验拔高为“中国模式”，势必会制约中国的持续发展；其二，“中国模式”与“西方模式”的显性对峙，不利于为中国发展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其三，“中国模式”的国际示范和推广，可能因国情差异导致的水土不服而使中国受到责难。因此，他们主张用“中国经验”或“中国道路”代称“中国模式”，认为这更有利于深刻把握国情，推进中国的未来发展。

　　对于这个问题，我比较赞同新加坡学者郑永年的见解：面对西方有意的曲解或无意的误解，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应该花点时间好好总结一下自己前30年的发展经验，把自己过去“摸着石头过河”的经验形成一套能够和西方沟通的话语和理论。虽然“中国模式”仍然在发展和变化，但确实到了该认真总结的时候了。[7]必须注意到，西方某些政治势力担忧甚至打压与他们不同的发展道路，其实有着政治上的考量。一些人依然停留于意识形态至上的冷战思维，因此故意将“中国模式”简单化。他们先入为主地认为“中国模式”与西方模式是天然对立的，所以诸如“西方讲自由，中国不讲自由”，“西方讲人权，中国不讲人权”，“西方做生意讲很多条件，中国不讲条件”等等说法纷纷出笼。但也有些人可能是受到误导，他们本想了解中国的发展模式，但是由于文化教育背景不同，他们的理解也不可避免地受到西方整体大环境的引导。在这样的情况下，抛弃意识形态的简单对立，认真总结一下中国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是非常必要的。正如郑永年所说，中国改革开放已经30多年了，对中国自己来说，总结经验非常重要，以后该怎么做，能够怎么做，自己也要对自己有个说法，做到心中有数。在这个过程中，也可以让西方明白，“中国模式”对他们并非只有竞争。

　　我们还需要注意，从术语上说，“中国经验”、“中国道路”这些表述与“中国模式”的表达诉求是不同的。“中国经验”和“中国道路”两个表述都是描述性的，而与这两个表述不同，“中国模式”的提法至少包含着理论升华的诉求，这是这个提法的积极意义所在。就是说，我们可以把探索“中国道路”过程中形成的独特“经验”升华为理论，纳入到“中国模式”中去。这当然只有在充分的经验积累基础之上才有可能。

　　我也不赞成通过查词典的方法去解释“模式”这个概念。按照我的理解，它的基本意思是清楚的，就是指社会发展中的某种“类型”。如果承认中国走出了一条有自己特色的道路，在这个过程中积累了相应的经验，那么用“模式”这个概念把它们总结或巩固下来是无可厚非的。经验有正反两个方面，即正面的经验和反面的教训，它们都可以被总结在“中国模式”之中。有了这样的总结，不仅自己今后可引以为戒，别人也可参考和借鉴。

　　因此，在我看来，用“中国经验”和“中国道路”反对“中国模式”，在理论上是说不通的。比如，世界上有60多亿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独特性，但并不妨碍心理学家可以按照性格和气质把所有这些人分成几种类型，社会学家也可以按照社会分层把他们分为几大阶层。同样道理，世界上有近200个国家，各国的情况千差万别，但如果因此就说世界上有200条发展道路，这样的说法除了浅薄的正确性之外，不知道还有什么价值。相反，当今世界上不同国家的发展，确实可以区分为几种不同的类型。“中国模式”不过是发展中国家的一种发展类型。

　　总之，我们不妨暂时抛开好坏之争，把“中国模式”当做一个解释性的中性概念来使用，即用这个概念来总结和提升、反思和校正中国发展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所以我不赞成一味对这个概念冷嘲热讽，也不赞成用这个概念来粉饰太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