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首先应从理论和实践的辩证法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发展。其次从一般和特殊的辩证法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本质特征，由此可看到它“解决问题”、“思维方式”、“发展道路”和“马克思主义”具有中国特色；最后，应运用哲学思维分析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的根本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立足中国国情、总结中国经验、运用先进方法、研究中国问题、形成中国道路、促使中国成功的我们自己的理论；这一理论体系确立起了“以研究中国实际问题为中心”的“研究路线”和“问题向度”。用矛盾思维总结、提升影响当代中国发展的中国模式，即“一元主导、二基和谐、自主创新”。

　　关 键 词：辩证法；中国特色；理论体系；特征

　　作者简介：韩庆祥，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8273(2009)03-0008-07

　　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质上是总结社会主义实践发展的经验教训而得出的一种历史启示，是对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无法完全回答当今中国实践提出的问题的一种反映，是结合当代中国实际推进社会主义创新的一种现实要求。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是运用一系列历史辩证法的过程，没有这些历史辩证法的运用，就提不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因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首要的是抓住其深层的哲学方法论。

　　一、理论和实践的辩证法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发展

　　应运用理论和实践的辩证法来思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基本原理，就是强调实践是理论认识的来源、发展动力和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是从书本和伟人言论中产生的，而是从总结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经验教训中、从总结人民群众的智慧中提升出来的。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经验教训和人民群众的智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提出的实践土壤。

　　从哲学上来讲，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在逻辑上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在其实践基础上提升出来的。

　　（一）动员参与期：以实践为基础的认识论与邓小平理论

　　中国受传统社会主义观念的影响最大、束缚最多。过去我们在看待社会主义问题上的教训及其哲学根源，就是以唯书、唯上的思维看待社会主义，从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社会主义和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出发看待中国的社会主义，认为中国可以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结果多注重生产关系领域的革命，没有把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看作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首要根本任务，犯了跨越历史阶段的错误。由此，冲破传统的社会主义观念并在社会主义观上解放思想，是中国迈开改革开放的突破口。邓小平理论首要就是通过分析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来有效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一问题而确立起来的，也是围绕这一问题而进行创新的。

　　在邓小平看来，要正确认识中国国情，必须运用实事求是来把握中国发展所处的历史阶段。1978年以后，我党领导了实践标准的大讨论。实践标准的哲学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基本原理，其政治意义在于冲破“两个凡是”，确立了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一思想路线的实质是改变认识中国社会主义的出发点，这就是从中国特殊实际出发。从中国特殊实际出发，邓小平提出了中国的社会主义仍处于初级阶段的著名论断。这意味着中国的社会主义还是一个生产力不发达的“不够格”的社会主义，应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首要的根本任务就是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有效方式是利用市场经济体制；判断改革开放成败得失的根本标准是“三个有利于”。基于上述认识，邓小平提出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p.373)的社会主义本质观。正是这种正确的认识，当然也正是邓小平理论，才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这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首要根本任务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论”—“三个有利于标准论”—“社会主义本质论”，构成邓小平理论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五个基本内容，而通过改变过去我们对社会主义的看法来寻求发展生产力的有效方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起点。

　　这里，邓小平理论实际上就是动员参与期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其哲学基础就是以实践为基础的认识论。

　　（二）表达诉求期：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唯物史观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经济基础的变化必然影响上层建筑的变化。在大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进程中，必然利用和发展市场经济；在发展生产力和市场经济过程中，各种力量竞相迸发，各种社会阶层都在为创造社会财富发挥作用，我国社会出现了多样化的发展态势；当这些力量和阶层的作用越来越大、社会多样化的态势日趋发展的时候，就会向中国共产党提出各种诉求。这意味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即中国的社会存在）在逻辑上进入了“表达诉求期”。“市场经济”、“社会多样化”和“各种诉求”意味着我国的经济基础发生了变化，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历史方位、执政条件和社会环境也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反映到我国上层建筑、尤其是党的执政问题上来，就向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两大历史性课题：如何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如何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这两大课题事关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如何解决这两大历史性课题，进而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这一问题的政治表述，就是要“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就把如何通过党的先进性建设与执政能力建设来解决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的问题逻辑地提了出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运用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生产力发展和人的发展统一理论，着重从两个方面回答这一问题：首先是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这涉及党的建设的性质和方向。着重围绕以下展开，一是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发展当代中国先进生产力，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二是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发展当代中国先进文化，力求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三是最广泛最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其次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这涉及党的建设的功能和实效。主要包括提高“五种能力”和“改革、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两个基本内容。上述认识最终提升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实质上就是表达诉求期关于“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一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其哲学基础就是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生产力发展和人的发展的统一理论。

　　（三）整合凝聚期：唯物辩证法与科学发展观

　　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党的先进性建设与执政能力建设的统一主要体现在中国共产党如何领导中国发展的实践上。在日趋多样化的社会，当务之急就是解决社会发展的活力与社会发展的和谐相统一的问题。由此，首先必须针对当今世界、当代中国的发展状况和发展趋势，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回答如下问题：我们的发展依然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国情没有变，这一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也没有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法是唯物辩证法，即主观辩证法反映的是客观辩证法，因而应把发展看作第一要务；过去我国一些地方在实践中的发展往往重物轻人，付出不少代价，而且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人，根据手段和目的、社会物质发展和人的发展相统一的辩证法，我们应把以人为本看作发展观的核心；过去我国一些地方在实践中的发展往往是片面的发展，重经济增长轻社会发展，结果导致发展的不可持续，根据唯物辩证法的全面、联系原则以及原因和结果的辩证法，我们的发展应是全面、协调、可持续与统筹兼顾的发展。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就是运用唯物辩证法来解决上述问题而提出来的，这样的发展观能解决社会活力和社会和谐相统一的问题。

　　这里，科学发展观实质上是整合凝聚期关于中国“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一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其哲学基础是唯物辩证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