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以往对中国现代历史的研究，偏重于“政治史”、“革命史”；本文试图从“现代化史”、“建设史”的视角，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置于现代性的时代背景下进行讨论。探讨现代性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含义、基本关系、实现方式、理论与实践的创新成果，以及对当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发展和实践探索的启示。

　　关 键 词：现代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作者简介：张兴国，辽宁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代性背景

　　现代性，作为现代社会和现代化过程的根本性质和基本特征的反映和表现，生成于“对中世纪的反叛”——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生成于所谓“祛魅”的时代：人性取代神圣、理性取代情感、信仰；是对传统社会的经济形式、政治制度、文化思想观念的彻底颠覆。现代性既是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断裂”结果，同时也是它的原因。这就是现代性内涵的两个基本方面：其一，现代性是一种思想观念、思维方式（或精神状态、精神气质）。作为思想观念、思维方式的现代性，起源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完成于启蒙运动。它张扬人性自然摈弃神性虚幻，不承认人的自由之外的任何对人具有约束性的权威；它相信理性科学否定迷信信仰，不承认人的理性以外还存在任何衡量、评价事物的根本性标准。由科学和理性导引出的相信人类社会总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历史进步的观念。现代化追求和现代社会（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状况，就是这种现代性观念的外化和体现。在这个意义上，现代性是现代社会取代传统社会的思想和精神资源，是“断裂”的“原因”。其二，现代性是一种社会建制（或历史状况）。作为一种社会建制的现代性，标示着人类社会由传统农业社会转变为现代工业社会的实际过程。标示着社会整体现代化的实现过程：经济上的产业化，政治上的民主化、社会（狭义的）中自由、平等的实现，文化上合理主义的实现[1]（P38）。这里，现代性作为可感可视的社会状况和社会变迁过程，它又是现代社会取代传统社会的实际过程的现实产物，因而它又是“断裂”的“结果”。总之，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描述的那样，发源于西方社会的现代性，不仅使“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2]（P256）。而且，引起社会全面、深刻的变化，它使“一切固定的古老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2]（P254）。

　　在中国，西方文化思潮的引介始于19世纪末，而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则是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事情。这个时期，发端于西方的现代化浪潮，推动欧洲各国完成了“从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变过程”[3]（P819），正以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和不可抗拒的经济必然性向欧洲以外和非西方国家迅速拓展。从工业现代化的角度看，以发生在18世纪60年代的英国工业革命为起点，开始了世界工业化的历史进程。工业革命的结果，使英国在19世纪30年代—40年代建立起了完整的机器工业体系，并在工业主要经济技术指标上居于世界首位，从而成为当时世界最发达的工业国家。随后，工业革命迅速向北美、欧洲扩展，美国在18世纪末，法国在19世纪初，德国和俄国在19世纪30年代也相继开始了工业革命[4]。中国的近邻日本，在美国军舰的威逼下于1853年被迫开放港口，开始与欧美等先进国家通商。特别是1868年终于推翻了延续达二百余年的德川幕府的封建统治，建立起明治新政权。并在政治、经济、军事、教育领域推行了一系列体现现代性精神的改革开放的政策和措施。日本以“明治维新”为标志，开始了“后发国家”所特有的现代化之路。至此，以经济现代化为先导和核心的社会各领域全面走向现代化的时代大潮，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代性的世界背景。

　　那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土现代性背景又是怎样的呢？当工业文明在西方国家涌动之时，中华民族仍处于农耕社会的发展阶段。但是，具有普遍主义特征的现代性的本质决定，它必然通过经济的、政治的或文化的各种方式或载体向其他的民族或国家渗透、传播。现代社会取代传统社会，工业文明取代农业文明，终究是历史的必然。因而中华民族被迫（也是必然、必需）卷入了现代性的潮流中，由此开始了对现代性诉求、探索的艰难而又曲折的漫长历程。也就是说，中国的现代性诉求，是在西方强势现代化背景下被迫提出的，西方式现代化本质上否定了中国现代化的内生性和自主性，也否定了中国获得现代性身份的可能性。因此，西方现代性直接给中国人带来的不是福音而是苦痛，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标志，在遭受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击之后痛定思痛，开始意识到要在军事装备的“器物层面”向西方学习，达到“师夷长技以制夷”之目的。以“求强”、“求富”为目标，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宗旨的“洋务运动”，就是在“器物”的层面学习西方的一次失败的史例；之后，又将现代性探索的触角延伸到政治“制度层面”上效仿西方，以期实现变革。然而，“戊戌变法”也同样难免以失败而告终。“辛亥革命”虽然在政治现代化方面有所进展，但终归不能使中国社会发生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性转变。“五四”新文化运动，标志着中国人对现代性本质的认识从“器物”、“制度”深入到“文化层面”。在围绕着“中西”、“古今”关系的激烈争论中，提出了“民主”、“科学”这一极具现代性价值理念的口号，企图以此取代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价值观念，因此被称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现代启蒙运动，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上述简要回顾中国现代性诉求和探索的艰难历程说明，由于现代性源发生成的空间、时间以及内容性质、价值取向等诸多层次和方面与传统中国的复杂关系，仅有“民主”、“科学”的口号是不可能解决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的。中国社会发展和中国人民期待着真正科学、革命的理论的输入和指导，为了“救亡图存”，中华民族的先行者们继续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这时，“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5]（P1468）。由此开始了探索中国社会发展的新历程。中华民族对现代性的诉求——尽管这种诉求是外力迫使而不是内生自觉的，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土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