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改革开放30年，在理论上取得的成就最根本的就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改革开放的实践，拓展了党在社会主义认识、执政党建设认识和现代化实现方式认识的创新空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反映了改革开放循序渐进，逐渐深入和发展的历史进程。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搭建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架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主题和基本内容的展开，是与改革开放实践不断深入的历史进程相对应的。

　　关 键 词：改革开放；理论体系；历史逻辑

　　作者简介：齐卫平，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改革开放30年，党在理论上取得的成就最根本的就是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胡锦涛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①从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进程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的历史逻辑，有助于我们深入把握党的理论创新的轨迹，深刻领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思想内涵和精神实质。

　　一、改革开放的实践扩展理论创新的空间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改革开放的决策，是一项史无前例的实践创新。它的创新价值集中体现在3个方面。其一，创马克思主义之新，即突破了原典的文本束缚，开始续写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新篇章。其二，创国际共产主义实践运动之新，即摆脱了雷同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开始走上自己道路的探索。其三，创中国传统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之新，即转变了发展思路，开始寻找切合实际的建设道路。改革开放实践的创新是党思想解放的结果，它为理论创新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第一，社会主义本质还原的思维空间。中国能够果断地迈出改革开放这一步，与对社会主义的重新审视和历史反省分不开。从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到20世纪初列宁领导十月革命使社会主义从理论转向实践运动，到20世纪中叶社会主义实践从一国发展到多国，再到20世纪末期中国走上改革开放的创新道路，社会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都遭遇到敌对势力的反对和阻挠。然而事实表明，社会主义发展的危机并非来自于与其对峙的敌对势力，而是来自于其自身的思想迷失和实践偏差。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提出要弄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尽管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但却是严峻的现实。如果说社会主义实践遭遇曲折是合乎情理的事，那么，对社会主义认识的长期模糊则必须认真地加以解决。建国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虽然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了一些重大的成就，也积累了不少成功的经验，但照搬苏联模式的实践却没有为理论发展提供条件，机械搬用马克思主义的结果是束缚了党的理论创造。改革开放把中国引入了实践的全新格局，广大人民群众的创造力得到迸发，这就构成党的理论创新的强大动力，为党的理论创新提供了源源不竭的思想素材。与改革开放前相比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社会主义本质、基本原则、根本任务、发展道路、历史方位、建设路径、战略目标，以及执政党的能力建设和社会发展问题等方面形成的新判断新认识新结论，其内容之丰富和思想之深刻十分明显。

　　第二，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建设的路径空间。改革开放促进当代中国社会的转型，执政党的适应能力面临严峻的考验。1949年以来，中国共产党虽然也经历了多次执政风险，遭遇过各种曲折，但与改革开放后社会转型的情况相比，这些风险所构成的挑战则显得渺小和简单。诚然，在长期的历史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已经积累了十分丰富的党建理论，形成了成熟有效的党建机制，这些都是推进新时期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传统优势。但是仅仅凭借这些传统优势，还是无法应对社会转型对执政党带来的挑战。例如，大量流动党员造成的管理难点、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的党建新问题、农村村民自治铺开后基层党组织的功能定位、党组织大规模发展下党员保持先进性的任务、主流意识形态与思想多样化并存的客观事实、信息化时代下党员思想教育的复杂环境、市场经济条件下党的领导干部运用权力的价值取向，等等，在传统的党建理论和党建机制中，都缺乏直接应对的资源。改革开放实践提出了执政党建设的时代新要求，拓展了党的建设理念、制度机制、方式方法的创新空间。

　　第三，中华民族实现现代化目标的方式空间。现代化的历史课题是鸦片战争以后时代向中华民族揭示的新使命。1840年以来，中华民族取得的进步有目共睹，但是，究竟怎样才能步入实现现代化的正确轨道，则是一个难题。实现现代化在世界上已经有成功的模式，西方一些发达国家率先进入现代化行列的事实，为世界提供了一种可行的范例。许多国家纷纷仿效的临摹式实践表明，它所提供的模式具有不可否认的参照价值。近代中国最初选择的也是临摹式的实践道路，希望“以英美为师”，引擎中国的现代化。然而，实践给中国的教训是：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模式行不通。中国的第二次选择是采用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模式，因为苏联提供了一个蓝本，所以就成为学习的榜样。虽然中国共产党意识到要结合中国的情况，也曾提出过“以苏为鉴”的思想，但由于多种因素，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没有摆脱临摹式实践的局限，现代化的发展陷入了困境。改革开放的重大觉醒就是对现代化模式的反省。改革开放的实践有几点崭新的认识值得认真总结。首先，既要坚定地坚持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方向，又要有机地融入世界现代化的潮流。中国的现代化必须沿着社会主义道路行进，但不能背离现代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其次，实现现代化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概念，其涵义早就超越了物质的范围，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寻求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的全面发展。再者，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追求的是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改善发展状况和提高总体水平的价值取向和目标定位，统筹协调和和谐发展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的正确路径。这些认识，赋予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新的实践内容和形式，从而也为理论创新展示了巨大的空间。

　　“伟大的实践需要伟大的理论。中国十亿人民正在进行现代化建设和改革的伟大事业。如此丰富生动的实践，为我们进行创造性的理论概括提供了取之不竭的源泉”。②实践铺展的平台越宽，理论创造的空间就越广；实践参照的系数越低，理论创新的要求就越高；实践涉及的问题越难，理论水平的程度就越深；实践超越的幅度越大，理论贡献的程度就越大。改革开放这一前无古人的实践，对党的理论创新意义重大。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反映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

　　理论形成的逻辑与实践发展的逻辑是相一致的。胡锦涛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③ 这一内涵揭示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是一天和一段时间形成的，也不是某个领导人的杰作。从这一理论体系的思想内容看，它集中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集体智慧，是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探索实践的结晶；从这一理论体系的体态形式看，它经历了30年时间磨练的过程，是一个有着内在演进逻辑的整合性理论成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积改革开放30年实践而形成的成果，它反映了改革开放循序渐进，逐渐深入和发展的历史进程。从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进程来看，中国社会的发展呈阶段性地向前推进。30年里，党中央先后创立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这些思想理论在形成的主体上是不同的，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先后领导的三届党中央虽然担负着共同的使命，但实践的环境、基础、平台变化很大，面对的焦点和难题也有很大的不同。尤其是世界形势的巨大变动和中国社会的深刻变化，不断改换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内外部条件，同时也不断催生着新问题新情况的产生。因此，他们的理论注意力和关注点必然随着这种空间环境的变化而有所不同。

　　邓小平理论是在实施改革开放的初期阶段形成的指导性思想，其内容涉及经济建设、政治体制改革、精神文明建设以及党风建设等各个方面，十分丰富。然而，当时迅速改变中国经济的落后面貌则是当务之急。由于长期“左”倾错误以及十年“文革”的破坏，中国经济几乎接近崩溃的边缘。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是在一个百废待兴、百业待举的艰难局面下拉开帷幕的。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党中央在全面进行各项工作的同时，突出地将加速经济建设作为首要任务。邓小平曾对外宾说：“就我们国家来讲，首先是要摆脱贫穷。要摆脱贫穷，就要找出一条比较快的发展道路”。④ 坚决扭转“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传统指导方针，牢固树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观念，通过体制机制改革，转变发展模式和经济方式，促进中国经济上台阶地快速发展，成为邓小平为核心的这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战略焦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侧重点是服务于这样一个战略焦点而展开的，邓小平理论正是围绕这个战略焦点，在社会主义的认识上形成了一系列新结论新判断。

　　十三届四中全会实现了两代党中央领导集体的交接。随着改革开放而发生的社会转型，党如何适应经济体制、阶层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变化，成为实践发展提出的新问题而突出起来。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社会主义遭受了国际冲击波的严峻挑战，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上共产党接二连三地丧失政权，社会主义国家失败垮台几成“多米诺骨牌”现象。这个事实给世界上所有执政的共产党带来极其沉重的压力。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所说，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受命于重大历史关头”，在执政使命上，既要继续推进中国的经济发展，又要高度重视执政党的自身建设，认真思考“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重大课题。这是在改革开放进到深入发展阶段时刻严峻起来的问题。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遵照邓小平“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的嘱咐，对新形势新情况下共产党建设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形成了一系列具有原创性的思想，提出了许多极其重大而深刻的理论观点，包括最有代表性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是对实践作出的回答，是世纪之交中国社会发展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提出的新要求。

　　中共十六大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肩负着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使命。一方面，面临的机遇前所未有，另一方面，面临的挑战也前所未有。改革开放进入关键阶段，发展中许多深层次的问题成堆化、集中化地暴露出来，诸如社会公正公平问题、收入差距扩大问题、权力腐败问题、环境污染问题、资源瓶颈问题等等，都构成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的制约因素。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定地树立“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发展意识，同时也清醒地认识到“矛盾凸现期”的各种挑战，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同时，将社会建设提高更加重要的位置，从而形成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的“四位一体”战略部署。进入21世纪后的中国，加强社会建设成为改革开放实践发展提出的新要求。这个新要求在理论上的反映就是着重解决“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围绕这个问题，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提出了建设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社会的目标等等一系列领导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战略思想，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容。

　　历史的推进是在一个个阶段的递进中实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是在这样的阶段性发展中逐渐丰满成熟起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含着三个理论成果或者说三个思想子体系，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三个理论成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阶段性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总体性成果。党的十五大、十六大和十七大对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作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评价，这里的“最新”体现的是时段意义，而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评价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这里的“最新”则是对至今为止改革开放全过程的总概括。这三个理论成果或三个思想子体系之间继承和发展的关系，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发展、成熟的逻辑特征，它与改革开放实践进程的逻辑是完全相吻合的。

　　所谓逻辑性，其涵义是指事物全过程的有机和内在的统一。因此，当我们说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都是改革开放历史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时，指的是它们反映了各自所处的特定历史阶段的情况和问题，但这并不是说它们是各自互不相关的理论，也不是并列平行的三个思想体系。用历史的眼光来看，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所侧重方面的差异是相对的，邓小平理论中同样包含着党建理论、发展观和可持续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也包含着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社会统筹协调发展的思想内容，科学发展观中“四位一体”的战略和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思想也十分丰富。这就是说，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这三个相对独立的子思想体系虽然具有各自的侧重点，但它们之间的内容贯通性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呈现继承和发展的历史逻辑，它们是一脉相承的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体系，无论是在方法论和世界观的层面还是在基本理论观点上，它们都具有立场的同一性、内容的相通性、思想的延续性、观点的相关性。由此而言，它们之间是继承和发展的关系，不仅不能相互割裂，而且也不能孤立起来看。历史的逻辑使这三个理论成果或三个思想子体系共同搭建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架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