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在中国作为非西方新兴大国崛起的过程中，建立在广泛共识之上的基本道路选择、务实审慎的内外政策和一以贯之的战略耐心，无疑具有头等意义，但同等重要的还有能够反映时代心理特质和现实情势、具有中国情怀的大战略理论。特别是新世纪随着中国稳步迈入既富含战略机遇又面临严峻挑战的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关于中国崛起之理论建构和理论准备问题便自然而然地提上了日程，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根本上，就当今中国崛起的理论建构而言，一是必须顺应现实政治的内在要求，二是必须体现世界大国的理性定位，三是必须符合战略缔造的基本逻辑，四是必须彰显世纪崛起的未来指向。毫无疑问，在这些方面，无论是决策者还是学者群体，均肩负着重大使命，且核心工作是要以足够深远、足够广阔的时空尺度，来透视当今世界与其较长远的未来结构和走向，并由此思考和设想中国的道路与基本战略选择。当前，尤其需要从安全认知、利益界定和力量运用三个根本方面，来深入思考中国崛起的大战略理论问题，使之形成有机的逻辑链，以确保中国崛起的理论准备既符合现实情势，又符合大战略的固有逻辑，并能最终确保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实现。

　　关 键 词：中国；崛起；大战略；理论建构

　　作者简介：宋德星，南京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图分类号：D8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568-(2013)06-0027-20

　　冷战后，随着中国稳步迈入既富含战略机遇又面临严峻挑战的民族伟大复兴进程，关于中国崛起的理论建构和准备问题便自然而然地提上了日程，并在国务活动家和学者中引起广泛关注和争鸣。众所周知，国际关系和大战略理论知识的功能之一，在于努力揭示特定的理论与观念如何影响人的世界观与对国际问题的看法，从而为政策行动提供指南。其中，就国际关系理论而言，有三个主要因素共同塑造着理论思考。一是现实世界总是不断提出新议题；二是同一传统内部和不同传统之间的争论有助于判定不同议题带来的挑战及其对学科的影响；三是其他领域学者的影响，特别是方法论影响，有助于指明国际关系学的新方向。由于上述三大因素始终处于不断发展的过程，因此没有学者可以宣称自己的理论思考是完美的。“历史也不可能止步不前，知识的探索永无止境，总会面对新的议题，总会有新的方法可资利用，总会产生新的洞见，总会有新生代学者去继续探求”。①另一方面，对于国务活动家们而言，尽管与学者们有着显著的职责分工，但理论思考同样意义重大且不可或缺。对此，美国“遏制战略之父”乔治·凯南指出，最应当谴责的，是国务活动家们对外交关系哲学(philosophy of external relations)的理解不透彻，没有足够清晰地表达和广泛接受的理论基石(theoretical foundation)来支撑其对外行为。②因此，凯南在美国外交部门多年的官方任职结束后，感到自己有责任帮助制定美国二战后的困难岁月里的外交政策，并强调为此需要解决好两大问题：概念(concept)和执行(execution)问题，而概念就是政策的理论对应物。③可见，在中国崛起的理论建构和理论准备方面，决策者群体和学者群体均肩负着重大的使命。实际上，冷战结束以来，国内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并陆续涌现出一些真知灼见。限于主题，本文将主要探讨以下问题，即关于中国崛起的大战略理论建构之必需；在理论建构和理论准备方面，决策者群体与学者群体的功能定位与主要贡献；最后，从安全认知、利益界定和力量运用三个根本方面，进一步深入思考这一主题。

　　一、关于中国崛起的大战略理论建构之必需

　　冷战结束以来，特别是新世纪以来，随着国际格局的重大变更和中国综合国力的显著增长，在历经国际风云的激荡后，中国政府和人民不仅越来越成熟、务实和审慎，而且日益强烈地认识到，在追求世纪强国宏大抱负的过程中，在基本政策取向和发展道路选择取得广泛共识且其实践具有相当程度的稳定性之后，用以实现对外政策目标的国家大战略就具有头等的重要意义。

　　理论上，一国战略的主线经常是容易辨识的。然而，这一战略得以逐渐形成的过程往往极为复杂。“那种马汉式的观念，即认为健全的战略可以靠发现和应用永恒法则来自动生成，并不符合现实。战略思维并非发生在真空当中，亦不可能找到十全十美的解决办法；政治、意识形态和地理状况塑造特殊的国家战略文化。这些文化反过来，可以使得一国难以逐渐形成明智和讲究实际的方法来对付它所面对的战略问题”。④威廉森·默里和马克·格利姆斯利的这一论断，揭示了这样一个基本道理：新世纪，随着中国稳步跨入既富含伟大历史机遇，又充满严峻考验的战略机遇期，因而可以肯定地说，当今中国需要一项世纪性国家大战略，而这首先有赖于我们较敏锐地感知和把握世界的发展大势，感觉或认识世界政治经济及思想文化的时代大趋势和总体大格局，明了中国在该趋势和格局中的现有位置，辨识它们为中国提供的未来可能和预设的未来限制。⑤

　　换言之，关于中国国家大战略的相关理论准备和理论知识(国际关系的学术知识)就显得特别重要，尽管它与大战略实践(关于世界政治中的政策活动)有着一定的区别。实际上，在系统思考世界的过程中，理论是必不可少的。“我们有必要熟悉理论，因为事实是不会自己说话的。我们总是有意无意地通过某组特定的透镜来观察世界，我们或许可以把这些透镜当成是理论。第三世界是正在发展还是欠发达？冷战结束以后，世界是变得更安全了还是更危险了？当今各国是更倾向于彼此合作还是竞争？单靠事实本身是不足以回答这些问题的，我们需要理论的帮助。理论告诉我们哪些事实重要，哪些事实不重要，也就是说理论能塑造我们对世界的看法。理论以某些价值为基础，通常也包括我们想要世界如何的愿景。”⑥当然，就治国方略来说，我们必须熟知的战略理论知识有一项基本的内在要求，那就是：需要将国家的战略必需转化为概念，使之成为普遍接受的治国理政的一般性知识，以此开发、动员和有效配置全社会的资源，使之为中长期的大战略目标服务。

　　就大战略研究而言，从理论层次上对国家大战略进行明晰概念解释的，当首推英国大战略理论家利德尔哈特。此后，战略研究界在探讨大战略问题时，在概念上基本沿袭着他的学术思路，即认为大战略“在于调节和指导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的所有一切资源，以达到战争的政治目的；而这个目的，正是由基本政策，即国家政策所决定的。”⑦由于大战略是实现国家根本政治目标的综合手段，由此也就决定了大战略成功的关键在于：(1)根本目标(包括在其追求过程的每个阶段上)合理、明确、集中、有限；(2)对国家诸项基本利益规定和多种政策目的，依据这根本目标及时定出至少在原则上基本明确、连贯的轻重缓急次序；(3)达到目标与手段(可用资源)之间的大体平衡，避免目标同手段相比严重地过低或过高；(4)达到不同种类手段相互之间的大体平衡，而就备战和战争期间而言，特别重要的是政治、外交和经济三类手段分别同军事手段之间的大体平衡。⑧

　　然而，仅仅明晰上述大战略理论内核仍显不够。在《遏制战略》一书中，美国著名战略理论家约翰·刘易斯·加迪斯(John Lewis Gaddis)明确指出，大战略是目的和手段之间经过计算的关系，而这意味着需要同等地关注该项定义中的所有四个要素：计算、关系、目的和手段。如果不存在同等的关注——如果计算变得比被计算的关系更重要，如果手段比目的吸引了更大的注意——那与其说是有个糟糕的大战略，还不如说是根本没有大战略。⑨可见，大战略研究不仅需要关注经济和军事这类物质形态的手段是否足够充分和可用，而且需要明了决策者和大众是如何思考和理解权势的，特别是需要明了决策者如何评估和解读权势的分布，以及这种评估和解读怎样塑造着一国的大战略，其中包括战略的优先次序和保卫国家安全的最佳途径。

　　这方面，对于当今中国而言，在大战略理论建构时，尤其需要把握以下关键环节：

　　一是必须顺应现实政治的内在要求。冷战后国际政治理论界和外交思想界的一个经常性的问题便是：在全球唯一超级强国美国之外，可能的新兴强国中哪一个将最先成为世界强国？毋庸讳言，主要归因于中国作为洲际大国的规模条件和邓小平启动的改革开放，中国被相当广泛地认为是21世纪新的世界强国的头号候选者，至少现在和可以明确预见的未来时间里是如此。同时也应该清醒地看到，中国虽然初步具备了世界强国的一部分条件，但中国还远未具备足够广泛的海外利益、足够强大的远程力量投送能力和被承认的世界性特殊权利(虽然就这一权利来说，世界某些重大问题被提交联合国安理会，使中国得以作为大国参与处理)。这就决定了中国崛起的理论建构首先必须符合这一现实镜像，不做挑战者。

　　二是必须体现世界大国的理性定位。当今时代，国际问题研究不仅需要深刻关切外部环境对一国国内事务的影响，而且还必须认识到，“大国的重要性不是在于要它们指挥航向，而是在于它们提供了一个稳定、安全的框架，让各国在其间能航行自如。”⑩显然，只有大战略才能在确保外交为内政服务的同时，眼光长远地认识到提供全球公益也是大国的基本责任，是一国外交政策目标之一。就中国而言，在21世纪前期赢得世界强国地位不仅有赖于国内的改革开放事业不断取得进展，还有赖于中国的国际贡献。用一位中国官员的话说就是：“中国是国际体系负责任的参与者，既是受益者，也是建设者和贡献者。现行国际体系并非完美无缺，需要与时俱进，进行变革完善，使之更加公正合理。中国今后愿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这一进程，包括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与完善，继续承担与国力相符的国际责任与义务。”(11)

　　三是必须符合战略缔造的基本逻辑。著名的美国国际政治学家约瑟夫·奈曾指出，一个成功的战略必须包括四个基本要素：(1)恢复国内经济实力的基础，特别是提高国际竞争力和把权势资源转化为有效的影响力；(2)保持地缘政治上的军力平衡；(3)管理开放的国际经济，这有助于维持全球范围内的相对优势这一目标且无损国内长远利益；(4)倡导各种多边体制和制度以组织国家间的集体行动，应对跨国问题和防止过度伸张。(12)换言之，在大战略理论思考和建构时，需要对国内和国际两个维度予以同等的重视和关注，并将大战略缔造视为一个需要不断进行调整优化、以确保动态平衡的过程。

　　四是必须彰显世纪崛起的未来指向。“大国的出现是特定的历史机遇，而且需要具有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的因素。”(13)作为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崛起的未来指向不可能像西方大国那样谋求当世界警察、全球银行家和道德家，中国的崛起基于和平、发展、合作、共赢，这就是“中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