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马魂中体西用”论，是方克立教授在思考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特别是其中的“中学”、“西学”、“马学”关系的过程中提出来的一种主张。它是对近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界以体用模式讨论文化问题之有关主张的继承与变革，使得传统“体用”范式从过去的“体用”并举改变为“魂体用”并用。“马魂中体西用”论是对“综合创新”论的进一步深化，丰富和充实了“综合创新”论。

　　关 键 词：马魂；中体；西用；综合创新

　　作者简介：李翔海，南开大学哲学系。

　　中图分类号：B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409(2008)06-0047-05

　　作为著名中国哲学史家，方克立教授一直十分关心中国当代文化建设。他站在“综合创新”论的基本立场上所提出的相关主张受到了国内外学界的广泛关注。近年来，在吸收“综合创新”论的创立者张岱年先生的有关思想以及借鉴学界相关讨论的基础上，方克立教授提出了“马魂中体西用”论，对中国当代文化建设的若干重要原则做了阐释。本文拟在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发展演进的历史背景下对“马魂中体西用”论的文化意义作一论述。

　　与社会的剧烈变迁相联系，中国近现代文化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于种种历史的因缘际会，现代中国成为中国文化、西方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三星会聚”之地。经过历史的选择，马克思主义成为在当代中国文化中居于主导地位的思想潮流。而由于近代以来中国文化所遭遇到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如何处理好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化之间的关系，通过三者之间的融合以建设与中华民族现代复兴相适应的中国新文化，依然是学术界见仁见智的热点问题之一。“马魂中体西用”论正是方克立教授针对世纪之交的文化讨论，在思考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特别是其中的“中学”、“西学”、“马学”关系的过程中提出来的一种主张。“马魂”或“马学为魂”即以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为指导原则；“中体”或“中学为体”即以有着数千年历史积淀的自强不息、变化日新、厚德载物、有容乃大的中华民族文化为运作主体、生命主体、创造主体和接受主体；“西用”或“西学为用”即以西方文化和其他民族文化中的一切积极成果、合理成分为学习、借鉴的对象[1]。纵观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发展演进的思想历程，“马魂中体西用”论的文化意义至少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马魂中体西用”论是对近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界以体用模式讨论文化问题之有关主张的继承与变革。“体用”范畴是最能体现中华民族理论思维特色的范畴之一。近代以来，当中国传统文化遭遇异域文化的强烈冲击、如何处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问题现实地摆在国人面前的时候，“体用”范畴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界借鉴的重要思想资源。近代以来，第一个将中西文化联结在一起的文化范式——“中体西用”论就是借助于“体用”范畴而提出的。此后，“体用”范畴一直是人们讨论文化问题的重要思想资源，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黄仁宇先生、李泽厚先生提出的“西体中用”论、贺麟先生提出的“儒体西用”论、傅伟勋先生提出的“中国本位的中西互为体用”论等主张以及“马体西用”(张岱年、程恩富)、“儒体马用”(韩星)、“今中为体，古洋为用”(张岱年)等主张。这些主张虽然意义不完全相同，但在通过“体用”而实现两者之间的连接并在两者之间确立“主”与“次”的关系等方面，依然与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体用观保持了一致性。方克立教授在借鉴、改造杨承训教授有关主张[2]的基础上所提出的“马魂中体西用”论，既在思维形态上与体用观在近代以来文化论争中的运用保持了某种程度的一致性，而又有所变革。这种一致性在于：在处理不同要素之间的关系上，强调必须在中西马三学之中保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这就使得“马学”与“中学”、“西学”之间在一定意义上具有了传统体用观“体”与“用”的关系。其变革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体用观在近代以来文化论争中的运用只是关涉到“中学”、“西学”与“马学”中的某两个方面，而在“马魂中体西用”论这一范式中，则把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建设所面对的三种最主要的资源“马学”、“中学”与“西学”都涵括于一个范式之中。这显然扩大了原有范式的理论涵括力，弥补了体用观在近代以来文化论争中的运用所具有的不足，即由于过去用“体用”谈文化时只能顾及“马学”、“中学”与“西学”中的两者，而不能将三者均加以涵括的问题。

　　其二，“马魂中体西用”论不仅引入了“魂”的观念，而且其“体”亦不同于以往范式中的“体”，所谓“中体西用”的义涵发生了变化。方克立教授指出，“日本有与‘中体西用’论相类似的‘和魂洋才’论，引进与‘体’同义的‘魂’这个概念，可以说是对传统文化体用观的继承和坚持，也是对它的发展和变通，就是强调在一个文化体系中，必须有一个精神指导原则，要发挥先进文化的引领作用。”[1]这就是说，“马魂中体西用”论中的“魂”在一定程度上与“和魂洋才”论中的“魂”相类，所对应的是文化体系中能“发挥引领作用”的“精神指导原则”，相当于过去“体用”范式中的“体”。“马魂中体西用”之“体”则是指文化的民族主体性，“中体”即以有着数千年历史积淀的自强不息、变化日新、厚德载物、有容乃大的中华民族文化为生命主体、创造主体和接受主体。“西用”是指以西方文化和其他民族文化中的一切积极成果、合理成分为学习、借鉴的对象。在这样的观念框架之下，“马魂中体西用”论尽管依然有着“中体西用”这四个字，却已经包含了近代张之洞等以来的“中体西用”论的变革性内容。这至少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由于“马魂中体西用”论中的“体用”范畴特别是其“体”的范畴已经发生了转换，因而它不再是在传统“体用”框架下谈论“中学”与“西学”的关系，避免了近代以来自严复起就有的“牛有牛之体，马有马之用”，即割裂中西文化各自的体用关系的问题。其次，尽管近代以来的“中体西用”论包含了“中国文化主体性”的义涵[3](P4～5)，但是与其中西对立、体用二元的缺失相联系，“中体西用”论在强调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同时又陷入了只将学习西方文化限定在其“用”的层面而不及其“体”的褊狭文化心态。而“马魂中体西用”论中的“中体”强调了在中国新文化建设中中国文化所具有的主体性地位，同时强调以西方文化和其他民族文化中的一切积极成果、合理成分为学习、借鉴的对象。

　　其三，“马魂中体西用”论对传统“体用”观的最大的变革，是使得其范式从过去的“体用”并举改变为“魂体用”并用。那么这种“魂”、“体”、“用”模式的合理性何在呢？对于这个问题，方克立教授借用王船山的“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统之乎一形”[4](P1029)的思路做了回答。在方先生看来，“中学”、“西学”和马克思主义作为各自独立的文化系统，本来分别各有其“体用”，而且一般来说体和用都是统一的。由于中国的新文化建设有明确的社会主义方向，因此它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西方文化中与马克思主义相对立的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自然就不能作为我们的文化选择，但世界各国先进的科学技术、管理经验和思想文化仍可以作为“他山之石”为我所用。体现“以我为主”的民族文化主体性的“中学”，既是中国新文化建设的运作主体、生命主体和创造主体，对于外来文化来说它又是接受主体，它就是统一“形而上之道”与“形而下之器”的那个“形”。这样“魂”(“道”)、“体”(“形”)、“用”(“器”)三者就有机地联结、统一起来了[1]。应当说，尽管在中国文化传统之中虽然没有出现过“魂”、“体”、“用”一体的模式，但是，王夫之在总结前人有关理论思维之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所提出的“道”、“形”、“器”“三位一体”的模式，的确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以之来论证“马魂中体西用”论的合理性，有一定的理论说服力。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应当有理由认为，“魂”、“体”、“用”三位一体的文化范式，虽然包含了对传统体用观念的变革性内容，但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又可以找到其证立之理据。由此，“马魂中体西用”论或许可以看作现时代我们不得不同时处理“中学”、“西学”与“马学”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时，在继承并变革传统体用观念的基础上一种可能的新范式。